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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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泉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史、中国政治、中外政治制度,著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等
《瞭望新闻周刊》第50期刊文披露落马的黑龙江省高官“高票”当选的过程。很难想象省级干部的选举，在腐败官员的操纵之下，竟然沦落到连小学生选举班长都不如的地步。而“民主监督”之所以不敌“权力监督”，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选举中的投票程序却凸显至关重要的制度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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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金融发展与农村金融、农村现代化、中国国情分析、期货与衍生市场
我们需要认识让生存逻辑和生命逻辑，服从于商业逻辑和政治逻辑的转基因利益结构，认识其可能导致人类生存危机等系统性风险，旗帜鲜明地反对转基因育种和产业化推广，同时重点发展和推广常规育种，强化农田水利建设，采用更为安全可行的措施，以阻止人类在转基因领域的自杀式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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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三农”问题,著有《留住美丽乡村——乡村存在的价值》等
对中国的乡村社会而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像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一样，将广大村落的乡土根基慢慢拔出，并用各种冠以现代性的要素以替代之。农业的凋敝、农业人口的大量外流以及由此而生的乡村的衰落似乎都在宣告着乡土社会的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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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志文
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
我国改革开放决策的大背景，有三条很重要，这就是认真反思历史的教训，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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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酒瑞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
级差政治信任是中国变动社会中政治信任结构最典型的特质，体现在人群分布、地域布局等方面，具有坚韧性和稳定性。级差政治信任形成的根源主要包括传统政治文化浸润中民众的清官情节、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形象塑造差异、权能结构配置中的政治接触差异和政治传播中的资源占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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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昭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研室主任,研究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政府、当代政治思潮等,著有《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研究》等
民粹有“三仇”，即仇官、仇富、仇专家。民粹有“两求”，即求民生、求民权。民粹有“两过”，即过均、过急。对于民粹思潮，国家治理要泰然处之，有效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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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平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哲学,著有《巴蜀政治》等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对于提高我们运用民主集中制治党管党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使民主集中制本应具有的制度功能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同时还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由此凸显了民主集中制运行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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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事实上，颇有一些学者将去行政化视为公立医院改革的方向，而改革的具体路径就是管办分开，即让公立医院的举办者与监管者分开。这样，无论医院是公立还是民办的，无论其举办者是哪个政府部门，其医疗服务都由统一、明确、专业的监管者实施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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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辉勇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讲师
可以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债券市场的违约事件只会越来越多，这对债券市场的长期发展来说，可能是一个好事情。部分原因是因为只有整个市场的违约风险不断提高，区分不同发债企业违约风险的高低才会越来越重要，这也可以进一步倒逼包括担保措施在内的债券市场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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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松
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从行政执法的过程来说，虽已存在《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法律、法规，但相关规定仍显粗略，对人身自由安全的保障很难说合乎法的明确性、正当程序原则和比例原则等要求。国家应当对制定于1995年而仅于2012年修改过一条的《人民警察法》作全面体检，应当制定一部专门的《人民警察职权行使法》，规范警察行使职权的行为。这既是保护公民人身自由和安全的需要，也是规范执法、维护公安机关形象、保护警察自身安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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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院长、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与经济研究所顾问
当下中国正在推进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如何避免诸种机制之间的内在冲突及其潜在的激励扭曲结果，是改革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为此，有必要对机制设计理论进行回顾梳理及介绍，注重成功改革的方法论及其工具，以更好地指引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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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操
西藏民族大学副教授,中科大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
在资本、贸易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工业化发展国的中国，想全面推行理想的社会主义政策固然有一定困难，但也有不少社会主义政策是符合现阶段工业化需求的。像逐步推行全面的免费教育，做大做强战略行业的国企和国资，加强对利润和地租的税收，以及约束资本的负面作用等，这些既有利于工业化又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策都亟需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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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操
西藏民族大学副教授,中科大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
总的来说，自贸区有试点意义，但并不是一个适合在全国快速推广的发展和竞争方式。除个别特殊的如老少边穷地区，绝大多数地方应抛弃那种依靠中央的税收优惠或政策优势的发展竞争方式。这样的竞争方式也无法有效衡量地方的经济发展业绩。中央应要求并鼓励地方（一地或多地联合）把发展和竞争集中在发挥各地现实和潜在的竞争要素上，解放思想，构建出可持续的中高端产业（包括现代农业），最好能形成产业集群，像深圳及周边地区的电子产业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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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操
西藏民族大学副教授,中科大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
在工业化初期，农业地租和工业利润之间的矛盾往往是工业化积累的主要矛盾；而工业化、城镇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过高的城市地租会压制创新创业，阻碍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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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海明
智谷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研究部主任
“一带一路”的门坎并不低，“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军事、外交、经济、贸易、金融、文化、传播和产业等的结合体，如在研究上“单打独斗”，未能聚集各领域专家一同攻关，则较难切入重心，得出可“落地”的实质成果。而且，研究“一带一路”也不宜闭门造车，只有频繁地登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航班，不停地走在中国内地各省区市的道路上，才能找到思路，而有了思路，才有丝路。香港目前缺乏的，正是这种“一带一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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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喆
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权威人士指导经济，同时也不止是指导经济。改革既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而权威人士有着“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的决心，有着“功成不必在我”的耐心，有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信心，我们就应当要真正明白这其实是一番对改革动员坚定不移痛彻心扉的苦心。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