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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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维准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欧盟对土耳其“狮子大开口”的要求全部承担下来，却相对忽视了同在难民危机前沿的成员国的诉求，如希腊与马耳他，这些难民危机前沿国实际上也面临着财力不济、难民涌入应对困难的问题，并且海上边控要比路上控制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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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博士,研究领域:国际安全与大国战略、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当代中国外交政策
在共同利益上，印度与美国亚太盟友的排序依次是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基于战略能力和共同利益来分析印度与美国亚太盟友之间的安全合作，可以推断印度与美国亚太盟友安全合作的动力强度降序排列是日、韩、澳、泰、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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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陈志远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
杨连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新夫
河海大学商学院
中国情景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中小企业私人研发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效应。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程度，会影响到中国情景下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的作用效应。在金融发展越是滞后的地区，贷款贴息类型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的挤入效应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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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教授,研究领域:社会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发展战略,著有《社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等
当前，在出租汽车问题上遇到的难题正在挑战互联网时代的政府决策模式。反思自己的决策模式，再来看互联网“专车”如何发展才能使政策更具有操作性。把层级节制的政府决策转变成无缝隙的决策过程，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一整套不同的组织原则，即政府流程“再造”，这是适应新形势的强有力的工具，通过“再造”使决策机制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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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著有《发展的主题——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变革》等
在中国城市化的上一程中，伴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率不断提高，补齐了过去农业社会的短板；中国城市化的下一程，要解决过去遗留的观念问题，拒绝“摊大饼”式的、不可持续的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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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虎平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政府绩效管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公共管理理论前沿,著有《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悖论:高绩效下的政治安全隐患》等
张怡梦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通过对审计署开展的政府公共项目绩效评估的矩阵分析来看，当前我国全过程绩效问责在每个环节上做得非常不够；相对来说，绩效使命、绩效信息中责任因素渗透较多。这肇源于对政治手段的过渡自信、对管理技术轻视、“青天文化”、“救火行政”思维、对绩效评估工具的不完整理解、将“问责”狭隘化成了“追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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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罗万纯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美国人口布局的郊区化、日本农村人口过疏化以及欧洲以小城市发展联结城市与乡村，是城市化大趋势下显示出差异的三种不同模式。发达国家在农村人口迅速减少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办法，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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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全球化、公民社会、政府创新,著有《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等
在传统中国，权位的高低甚至成为评判知识文化水平和伦理道德水平的标尺，官阶越高，似乎掌握的知识和真理就越多，伦理道德水平也越高。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本质特征，就是社会政治生活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这一实质性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和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和整个制度环境，从而也改变了权力成为权威的机制。只有沿着民主、法治和善治的道路，政治权威的增强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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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任何组织都只能在服务程序中的某些环节拥有优势，只有网链中的各组织在优势环节上展开合作，才能取得整体服务效益的最大化。为此，公共服务的供应链实现了从纵向一体化向横向一体化的扩展，形成了纵横交错、紧密复杂的“网链化模式”，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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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衡
财新网“村夫日记”专栏作家,主要将视角投射在医疗投资这一资本市场的新热点,记录医疗产业投资的大变局
孙雯艺
财新专栏作家
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看似只是从药品价格入手，但事实上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举措，急需后端的各类配套政策和相关服务跟上，以带动医疗市场现状的改变，从而真正收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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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云英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这也意味着：在“十三五”期间，将有一批具有应用型特色的本科高校发展起来。但是，这类高校必须突破一些机制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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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文科学部主任委员,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程平源的新书《中国教育问题调查》，展示了他和他的团队对中国教育深层问题的诊断。他们所揭示的各种教育问题——致命、弱体、伪智、缺德等等都是我们已知的；然而，他们采取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用量化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社会学方法，使其具有许多同类研究所缺乏的现场感和粗粝的质感，一个个鲜活的人生和命运，儿童、家长的情感、纠结、挣扎跃然纸上，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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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雄
湘潭大学反腐败研究中心教授
深刻认识基层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切实加大基层反腐败斗争力度，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期待，凝聚又好又快发展动力客观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当务之急，亟需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态度将反腐败斗争落实到基层，以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反腐成效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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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跃社
邵阳学院
林跃勤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二部主任
政府治理是政府制定规则以及运用规则调控经济、社会、公司、公民等活动并使其发挥最大效能以及各利益主体建立和谐关系的引导者、组织者、激励者、协调者和守护者，也是引导、扩大国际合作，通过宏观调控应对外部冲击的中坚力量。治理理论与国际实践业已证明，发展与治理是一个国家发展繁荣、稳定和谐的两个车轮，两者互为条件、相互推高。政府善治是国家发展与繁荣的助推器与稳定器，更是新兴国家克服发展瓶颈、成功赶超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多数新兴国家在追求后发赶超过程中均面临着政府治理体系落后、治理能力较弱、治理水平不高，因而影响、制约发展秩序和发展步伐的难题。本文比较分析了主要新兴国家政府治理现状、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政策、绩效及基本经验，以期对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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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反映了各国国内的某种民粹主义潮流，民粹主义反映到国际关系上就是民族主义，内部的民粹主义延伸到外交上就是民族主义。所以世界秩序的确出了问题，各种迹象在指向某种“错误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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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艾默生
Donald K.Emmerson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
南中国海所涉及到的一系列争端，诸如主权，海域划界，渔业、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的享用，以及在该海域的航行等问题波及到六个国家和地区。毋庸置疑，这是很复杂的。因此，把南中国海所发生的所有争执、以及持续的紧张局势都责怪到中国头上是不对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围堵中国，中国也不应该被围堵。一个繁荣、和平的中国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