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鉴于“一刀切的”拆违造成越来越紧张的干群和政民等社会矛盾，对创业、就业、收入、消费和经济增长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呼吁立即停止。中央领导对过去已经出现过的“一刀切”曾经作过纠正，强调“在安监、环保等领域微观执法过程中避免简单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执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所以，“一刀切”拆违抑制创业就业、扩大失业群体，造成社会不稳，不能名为坚决执行，而实是给中央玩“高级黑”。
盛松成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随着美国对中国进一步加征关税的实施，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加剧。人民币汇率承压，但应警惕人民币在贬值方向的超调。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总体上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中国弊大于利。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工具充足、空间充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因此需保持定力、增强耐力，勇于攻坚克难。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让市场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上合理配置资源。
张占斌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史毅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府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2019年1—4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介绍来看，1—4月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为全年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随着补短板、稳投资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投资增速延续平稳回升态势，为实现经济平稳开局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当前投资领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了防范经济风险，需要对持续稳投资加以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对策加以解决。
王浦劬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汤彬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助理
国家治理能力作为国家特有的“潜能”，并非天然发挥作用，在由休眠状态到显性释放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能力生产环节和生产机制。本质上，它们可以被还原为“组织资源”“价值资源”和“物质资源”三种质料在对应的加工机制——国家结构的聚合机制、国家行动的合法化机制、国家组织的延展机制的合成和作用之下，转化为实际执行效能的显化过程。资源要素、机制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构成了一个明确的关系函数。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据国际经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要遵循经济的规律，要考虑到城市扩张的成本，也要考虑企业以及居民或者服务业会根据成本自动选择发展空间。如果忽视了这些成本问题和经济规律，我们虽然制定了反对“摊大饼”的规划方案，但是在现实之中一定会导致规划和投资的失败。
克劳迪娅•比安科蒂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意大利中央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保罗•乔卡
意大利金融市场监管局专员
数据集中对集体安全、消费者权利和竞争构成负面影响，而推行强制性的数据共享，即要求市场领袖企业与其他公司和学术界共享用户数据将对竞争带来正面影响。但另一方面，数据共享可能加剧已有的消费者隐私风险和集体安全风险，推动强制性数据共享的决策者应权衡利弊得失。
特德·盖伦·卡彭特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自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目标始终相当一致。政府各部门官员、保守派和自由派、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力求维护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现状。但美国领导人应该全面重新评估美国的对台政策。智慧的大国不会让自己陷入受被保护者内部政治动荡打击的困境。然而，这就是华盛顿眼下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而其结果有可能极其令人不快。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有关中美贸易战的分析评论可以说汗牛充栋，由此衍生的关于美国是否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争论则酣战不已。当读者们被各种观点论据所困扰时，冷静地做一些历史性的比较回顾有助于拨开云雾看到本质。其实，中美经济关系作为双边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升级不及时，是贸易战的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是双方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势头滞怠。中美经济脱钩不可能，双方最终还是需要建立一种相互激励、同步改革的“共进”关系。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5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宏观经济数据。在3月的强势反弹之后，4月经济数据呈现出大幅回落的态势，低于市场预期，尤其消费、出口、工业增加值等多项数据出现大幅下滑。短短两个月之间，为何经济指标出现反转，这里面有哪些疑问待解？
盛松成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龙玉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自2018年春季发轫，至今已一年多时间。IMF世界经济展望测算显示，如果中美两国对彼此所有商品全面加征25%关税，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速0.5至1.5个百分点。但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工具充足、空间充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中国市场仍是全球资本投资的热土。因此，美国加征关税难改我国经济平稳发展趋势，我们应理性看待中美贸易摩擦，保持定力，推进结构调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李稻葵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役也已打响，资本市场在其中均扮演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角色，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则是关键的关键。应该说，证监会吹响了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集结号”。与高质量经济发展相适应的A股市场应该是有进有出、新陈代谢的，处于A股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应该始终是引领行业发展、质量效益可观的优质企业，这样的A股市场才是“源头活水”，而不是“一潭死水”。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在河内峰会失败之后，朝核外交进入了一个分叉口，美朝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轮回。但是，与前几次美朝之间就核问题进行的接触不同的是，当下的美朝关系具备了明显的“冷战”逻辑。朝核外交已经陷入僵局，未来的前景会证明，外交只是战略博弈的插曲和手段。无论特朗普还是金正恩都不能寄希望于朝核问题一定有结果。美朝以结果为导向的外交，会逐渐转向风险管控式的外交。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针对目前的局面，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全面分析，从中国根本利益出发，制定正确的对策。总的基调是在坚持底线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当然，说争取与美方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不讲原因、不守住底线，并不意味着必定能谈成，只是认为在当前复杂的环境下，这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应该争取。与此同时，也应作好各种准备。
明辉
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著有《现代西方法理学》《霍姆斯:法律实用主义》等
在中国古代政治秩序变迁与转型以及帝国政制的构建中，儒学随之诞生并对其产生积极影响。在古代政权及其更迭的正当性论证、古代政制模式的生成与选择以及古代帝国政制的构造过程中，儒学经历了潜隐、蜕变与尝试之后，终于在汉武帝时转化为帝国政制的哲学基础，并在随后的政治博弈中不断自我修复完善。其中，既有儒家学者的智识努力与政治实践，也有统治者的政治决断与个人偏好，它们与其他因素相互纠葛作用，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政道与治道的历史。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近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在出席一个防务论坛时发表了一些令人惊讶的言论。她在描述中美关系时称，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与一个非常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是第一次我们将面临一个不是高加索人种的强大竞争对手。”这段发言或许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发生又一次质变，即中美从战略竞争者正在走向文明对抗者。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更加危险的信号。
受访者: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采访者:蔡如鹏
只要崛起国的国家领导力具备比主导国更加强大的改革能力，崛起国就能缩小同主导国的差距，甚至在综合国力上超越主导国。如果崛起国的领导类型不同于主导国，崛起国的成功将改变国际规模、国际秩序，甚至可能改变国际体系。而一国能成功崛起是因为政府改革的能力强而不是政治制度。中美战略竞争是政府改革能力的竞争，不是模式之争，更不是制度之争。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