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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书评 Book Review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

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原锅炉部负责人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出版了《美国陷阱》一书。问题的焦点在于皮耶鲁齐所称的“美国陷阱”,一种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法律陷阱,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法的治外法权和域外管辖权。皮耶鲁齐概括了这一陷阱:“这是一场法律战争.......利用法制(法律)体系,将敌人——或被‘锁定’为敌人的目标——塑造成违法分子,以此给对方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并通过胁迫手段迫使其服从。”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皮耶鲁齐陷阱”。

滕泰

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要素红利、技术红利、改革红利这三大红利,就是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所总结的中国模式。其中,要素红利包括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高储蓄红利;技术红利则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说我们复制了过去300年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所有成就;改革红利又包括了市场化红利和制度改革红利。如今这几大增长红利或者制度条件、技术驱动力和增长要素都在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必须挖掘新红利,再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红利。

姜建清

世福资本[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

改革思路之活跃,举措之缜密、成效之良好,完全应载入世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史册。股改的顺利完成,使国有银行获得了凤凰涅磐般的重生,开创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这是中国和世界金融业最精彩的时代。但是,股改成功只是国有银行改革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展望未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大型商业银行还需作出更大的贡献,而持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则是国有银行保持持续发展和良好质量与效益的根本保证。

秦亚青

外交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个民粹现实主义的世界更趋于走向冲突,一个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世界则更趋于合作。当然,需要对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的以霸权为主导的多边主义进行反思与改革,使一种既基于规则、又积极鼓励多元主义、广泛参与、伙伴关系的新多边主义成为国际秩序的牢固基石,为世界打造一个和平合作坚实平台。

受访者: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采访者:蔡如鹏

只要崛起国的国家领导力具备比主导国更加强大的改革能力,崛起国就能缩小同主导国的差距,甚至在综合国力上超越主导国。如果崛起国的领导类型不同于主导国,崛起国的成功将改变国际规模、国际秩序,甚至可能改变国际体系。而一国能成功崛起是因为政府改革的能力强而不是政治制度。中美战略竞争是政府改革能力的竞争,不是模式之争,更不是制度之争。

许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研究显示,美国产业分布(比如农业、矿业和制造业的分布)和不同区域参与国际贸易的情况(比如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决定该区域当选议员对贸易的态度,议员态度的分布进而决定贸易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产业分布和贸易结构往往是一个慢变量,这意味着特定选区的议员对贸易的态度其实很难改变。所以,贸易政策的优先目标一旦确定下来,很长时期都难以改变。但在美国政治进程当中,关于贸易政策的争论一直处于比较突出的位置,总会有其他扰动性因素出现。

周小川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曾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对一个政府而言,往往把GDP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中国现在强调不能唯GDP论,可考虑修订后的GDP或含有GDP又比GDP更综合的目标函数。总体而言,经济主体就是要追求某种最大化。如果用数学规划来考虑这些问题,会有很多优势,有些问题能看得更透彻,并可以从更精确的角度来分析。

陈春花

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BiMBA商学院院长

顺德贡献了一个改革开放40年的样板,最重要的因素有五点:转变政府角色,明晰保护产权,龙头企业带动,尊重市场规律,敢为人先的精神。未来中国最重要的是,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

傅莹

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外交部前副部长

任何战略的成败都不能脱离战略演进所处的时代背景,成功的战略构建更是要基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判断。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世界被集团隔绝的状况,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空间,而各国希冀和平、追求发展构成后冷战时期的基本潮流。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当前,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时代潮流和人类发展方向,是对我们的国际言论和行为的根本指导。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黄彦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

译者:陆芃樵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我们可以概念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为“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原则规制国家(政治)原则的系统。相反地,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归纳为“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通过这一概念,我们提出尽管存在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和市场规则的作用,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国家(政治)原则规制市场(经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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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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