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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书评 Book Review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

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光谱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是对作为政体形式的人大民主的有效补充、丰富与发展。协商民主与人大民主共同构成中国式人民民主的规范体系。与有着明确宪法与法律地位的人大民主相比,协商民主如何获得自身确定性的制度依托与实践性的比较优势,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聚焦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并使之有机嵌入国家治理体系,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有可能长期处于功能压抑及制度碎片化的状态。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

如今,不仅“依宪治国”作为“依法治国”的根本要素被肯认,更是有宪法日和宪法宣誓作为外观形式予以强化。一时间,似乎“法治”的春天和“宪政”的春天都要来了。这一切的期待与是非均源自宪法的美好。宪法的美好,在某种意义上就源自于其节制民主、维系常态、巩固自由和秩序的优越价值。

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期望,中国各级法院的至少一部分法官,无论在审判、管理还是政策研究岗位上,特别是司法改革的规划者和推行者,某种程度的关注,不但适度地调整其知识需求和储备,更能把自己长期身在中国法院这座山中的观察和经验,即便是很不入眼的经验,全都纳入一种社会科学的系统思考和分析。这不仅会改善中国的司法,更可能促进和拓展中国的法学。

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

笔者采用的是总体性的正义体系视野,兼及民事、刑事法律,“政”与“法”,正式(国家)和非正式(民间)正义体系,以及来自两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半正式体系(“第三领域”)。文章和笔者新书所论述和引用的实例跨越古今、中西,并兼顾实践和理论。前后一贯的是,由实践历史出发来突出其所展示的理论含义,特别是“实用道德主义”的二元合一(互动、互补)的思维与逻辑。据此,提出新型中华法系的前瞻性设想。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金融、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此后,关于中国改革目标模式的提法似乎并没有改变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种提法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是一致的,但更加具体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法中最关键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自20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社会组织空前复杂庞大,垄断日益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出现大规模化发展趋势,公用事业飞速发展,消费者、劳动者等弱势群体保护的问题日益凸显,这使得民事主体之间在交易中地位的实质不平等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市场、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的客观存在,可能导致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就意味着交易并不一定都是公正的,也不一定是符合契约当事人利益的。因此,对于严守契约的理解不能僵化,不能认为所有的契约都一定要得到严守,所应严守的只能是那些内容合法、公正的契约。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小冲突不断演化为大事件,而地方政府无力解决的局面,暴露出当前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在国家治理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的治权被不断弱化,矛盾无法在内部得到解决,从信访考评一票否决,到地方政府花钱买稳定,地方治理中的原则不断丧失,以至于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面对这一问题,思想界不宜仅仅强调“应该如何”,而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分析清楚基层治理问题“是什么”和“为什么”,进而研究可行的解决之道。

刘瑜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科利尔的研究显示,在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以下的地区,民主是危险的,而在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以上的地方,专制则是危险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它既否定了“无条件的民主热情”,也否定了“无条件的专制热情”。

许小青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与认同,毫无疑问是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文化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命运。《重塑中华》以“中华民族”概念符号为中心,系统而深入地叙述了清代至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酝酿、确立、传播、强化与普及的历史。这一历史不仅强烈影响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还将继续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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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世界大格局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之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寻求新的突破,以有效扩大内部市场。安邦咨询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建设“成武轴心”,即连接长江中游地区(也是中国心脏地带)的两个重要节点城市——成都和武汉,两者组成一个发展轴心,即“成武轴心”。现在国内在战略目标上大都已经明确,关键是要在改革的基础上,放手让地方一搏,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认为,外资撤离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形成釜底抽薪的冲击,特别是当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会形成叠加效应时,这种冲击会更大。稳定在华外资企业特别重要。外资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已不是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初级”问题了,而是涉及到竞争环境、政策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高级”问题。这也反过来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商务部8月16日发布了一则消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这个时候,中美再度进行谈判引人注目。中美两国都应该看大处,而不是看小处。中国可能尤其是需要从大处把握中美贸易谈判。
在经历连续下跌后,8月16日美东时间中午11点左右,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收复6.86关口,涨幅扩大至1.3%,刷新日高至6.8541元,亚太盘初一度走软至6.9491元,代表日内大涨950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创下201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除了国内银行干预外,刺激人民币汇率上涨的因素之一是中美重开贸易谈判,中美重启贸易谈判对于近期焦虑的市场来说,是一大利好。
8月15日晚间,证监会进一步放开了外国人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权限,决定从9月15日起,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在境外工作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都可以开立A股证券账户参与交易。但现在开放外国人炒A股,还有一些问题:一是人民币下跌,股市下跌,有多少外国人愿意马上炒A股?二是,我们需要通过开放政策吸引一批“洋散户”吗?三是不要期待放开政策马上会见效。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称,联想集团发展遇到困难,非常“庆幸”在2001年对业务进行拆分,建立了投资集团联想控股。柳传志说,“联想控股保证了股东利益和员工利益;同时分散了联想集团业绩下滑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联想品牌可以延续的基础”。这意味着,联想品牌的延续,将不会以联想集团作为承载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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