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为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
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死敌，还是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崛起同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是不是先天不相容，两个国家能否同时取得成功？中国梦和美国的全球霸主教义能否存在于同一时空，还是这个世界不足以让两个国家在充分发挥各自潜能的同时和平共处？这些是当前美国关于中国辩论的核心问题。美国人应该努力记住，中美关系存在看似矛盾的两个真相，这就是，中国既是美国强大而可怕的竞争对手，也是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是美国成功的重要利益相关者。认识到这两种陈述的基本真实性，我们就能够正确对待中国，让中美关系走上正轨。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罗仪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成为当今国际关系实践尤其是全球和区域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也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沿领域。作为一个崛起国，中国正在积极探索如何有效利用包括规则、机制和机构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国际制度，以之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全球和区域层次都面临着既有制度主导国和霸权国的竞争压力，中国需要制定积极而又审慎的国际制度战略来应对复杂局面。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
刘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前，世界经济正迎来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尽管中国在部分核心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不足，但作为全球人口最多、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应用市场，具有应用场景上的绝对优势。中国当前应牢牢地抓住新科技革命开启的机会窗口，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障碍，增强政策制定的精准性和引导性，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企业应及时抢占商业模式重构先机，推动人工智能与场景创新的高度融合，实现与第四次科技浪潮的同频共振。
詹姆斯·布拉德福德·德隆
经济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一战前，人口迁移而非贸易是影响不平等和跨阶级流动的主要因素。1924年之前纽约欢迎所有来自欧洲和中东的移民，而当时的伦敦及英国自治领仅对来自北欧的新教徒敞开大门。如果十九世纪的英国能够接纳不同种族的人口，将他们转变为不列颠人、澳大利亚人或者加拿大人，这或许可以让英国在20世纪自始至终保持强大。
陈伟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金融学院教授
王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副教授
全球经济治理是基于制度的治理,围绕制度的纷争及其话语权的大国博弈是当下全球经济治理的特征。随着美国实力相对的持续下降,美国背弃多边制度体系,引发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话语权博弈。中国需根据自身的国际定位、发展阶段和外部制约,审慎地选择话语对象,避免话语对抗、维护多边制度,并选择适当的策略路径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制度体系的合理变革。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即使中国再重申“不另起炉灶”，未来中国的发展和治理不再如改革开放年代那样受益于既有的、稳定的、有保障的自由国际秩序。世界继续在动荡中，未来无非是有序或者无序两种情况。而中国可能为有序贡献。中国组织的国际组织并不能让一些关键国家（如美国）参加，而美国假如也构建其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将不再被纳入。世界在秩序上可能走向分裂，多个秩序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冲突。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人文一级教授,东北亚学院学科发展委员会主任;曾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秩序》《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等
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作用需要坚持开放，不仅是经济开放，也要思想文化开放，不仅要自己走出去，也要让人家能进来，让思想、文化进行双向、多向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在交往中提升影响力。百年变局中的中国和中国与百年变局，这是两个大课题，需要良性互动，只有这样，才可以有别于过去，开创新世纪。
王永利
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原副行长
近日，Facebook正式披露，其准备推出的稳定币Libra，将接受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新加坡元五种货币兑换产生，由此形成的储备资产货币篮子的结构是：美元50%，欧元18%，日元14%，英镑11%，新加坡元7%。Libra要与一篮子货币综合挂钩，听起来似乎更能增强其货币的创新性，摆脱只与单一货币等值挂钩不可避免的“代币”阴影，但其管理规则的形成与落地运行将面临更加复杂而深刻的挑战。因此，尽管Facebook宣布了Libra的篮子货币结构，并不意味着Libra就能很快推出和落地运行，其能否成功推出依然充满悬念与挑战！
方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合著《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获得2013年孙冶方经济学奖以及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
无论是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还是现实、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在前一阶段全球化大发展之后出现一定调整是正常的。如果用一定的概念来描述这一调整的话，那就是“替代型”全球化将回归“互补型”全球化。换句话说，全球化产生的替代效应会减弱，互补效应得以维持甚至增强。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调整可能对我们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发达国家不再积极推动全球化，削弱了对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维护；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伙伴，其政策调整直接影响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收益。对此我们要做好准备。
高景柱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副院长
倘若全球治理能够真正奠基于平等、人权、民主和正义等现代价值的基石之上, 全球治理就是一种公平的全球治理。公平的全球治理将有利于全球正义的实现, 譬如, 公平的全球治理能够使得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真正平等的关系, 能够在全球层面上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公约所宣扬的各种人权, 能够消除目前国际层面上所存在的“民主赤字”, 能够使得某些国家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责任, 等等。依照公平的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体制的公正性也将获得保障, 全球正义也能够逐步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