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放慢脚步。在10多年来每年增长超过10%之后，中国经济正在减速，两位数增长的美梦已经结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周就向中国领导层表达出了这种意思。因此很多分析师得出结论：中国需要放松货币政策。他们错了。

正当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力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尚无明显起色之际，欧债危机又令欧元区难以招架。面对这场复杂而深刻的危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从多角度给出了深入的解说，其中以正统派的代表人物、庆应大学名誉教授井村喜代子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和“金融的变质”引发了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

我主张建设一个能直面无情变化所带来挑战的强大的欧洲。我们需要在欧洲国家、几代人和社会各阶层之间订立新的契约，而这就意味着做出艰难的抉择。我们必须告别民族利己主义、既得利益、肮脏的花招和想当然的确定性。如果欧洲希望保住现有的地位，就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革。

除了推行汇率贬值以外，还存在其他解决南欧短期竞争力问题的简单财政方案。可以肯定的是，可行的财政货币贬值方案必须将规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但是，伴随着债务重组，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的资金流动性支持及非常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这些可行的财政货币贬值方案，可以在欧元区不解体，并且不会导致紧缩引起的严重经济衰退的前提下，帮助那些经济困难的国家踏上正轨。

但没有国家——或者欧洲这样的国家集团——能通过贬值的方式来重获繁荣。因此亚洲的结构型教训对发达国家也是同样有益的。事实上，德国的经济之所以能比欧洲其他国家拥有更强大的竞争力和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放松管制。同样一剂药方或许也能在欧洲其他国家身上生效——更别提正面临着严重竞争力危机的美国了。

中国政府直接控制着GDP的2530%，此外还掌握着大部分金融资源。近年来，三分之一以上的银行贷款流向了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大部分是由政府 实体建设的。事实上，政府已认识到了基础设施投资过的问题，目前已中止了几项已经开工的高铁项目。但政府投资过度的问题仍然存在，数不尽的工业园和高新开发区就是明证。

在在随之而来的金融风暴逐渐散去之后，阳光将很快重新普照大地。那些债权国可能要承担因债务减免而带来的巨大损失，但相对于把那些受灾国留在欧元区内的做法，前者最终获得的好处会更多，因为这些受灾国通过脱离而实现的繁荣才是重新追回所有资产的唯一机会。

德国在欧洲的地位越来越特殊，越来越微妙。1990年，两德的统一造成了一片混乱，邻国对新巨人的产生感到恐惧，时任总理科尔承诺，新的德国将是欧洲德国，而不会将欧洲变为德国的欧洲。但是，如今，很显然，任何欧洲救助计划都要经过德国的手来制定。

的确，欧元区的继续存在，对于亚洲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欧元的覆灭会给亚洲的出口和金融业带来严重冲击，还是因为，它有利于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多极化的趋势，有利于亚洲国家保持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而且，中国等亚洲国家也的确可以至少通过IMF，间接地向欧元区提供纾困资金，但欧洲首先要自救才能求救于人。一切的前提是，欧元区领导层必须以行动来赢回人们的信任。

无视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这样的大经济体而言过于轻率，然而紧缩措施引起雅典街头的骚乱反应，可能引起新的关注。布鲁斯？斯托克斯(Bruce Stokes)指出美国应该迅速应对欧元危机，原因有多方面的：美国跨国公司近60%的海外利润来自欧陆，20%的美国出口运往欧洲；紧缩措施限制了欧洲对安全和其他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被削弱了的欧洲容易受到中国的经济压力。欧洲的债务危机终究是欧洲的责任，但美国国会正在阻塞可以缓解过渡的途径，保留已承诺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限制美国的稳定基金。美国媒体的注意力主要都在2012年的选举上，对这方面没怎么报道。斯托克斯写道，“虽然欧元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但华盛顿无能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起到更多的领导作用，很大程度上说明美国自信心和全球影响力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