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志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从大国关系调整的态势可见，美国的霸道虽引起各大国的不满,迫使各大国之间加强合作，但作为美国盟友的大国在各方面仍严重依赖美国,不可能联合其他力量反对美国;新兴大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联合对付美国，而它们之间也存在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因此，虽然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强硬而不受欢迎，但正是这种强硬做法，正在重构能够确立美国霸主地位的大国关系。
胡一帆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亚太区投资总监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纵观整个亚洲，工业生产、贸易、价格和利润增长均呈现放缓态势。市场对于前景的情绪依然不容乐观。总体而言，今年经济增长应进一步放缓，但我们认为年内将见拐点。下行动能很可能从第二季度开始逐渐变得不再那么负面，并在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回稳并改善。改善程度主要取决于美国进一步放缓的幅度，以及中国工业产出需要多久复苏。
周小川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世贸组织的决策效率不够高，需要进行改革。从全球的角度上来说，大多数国家支持多边主义，这是世贸组织改革达成一致的一个前提条件。但如果一两个大的经济体还是坚持采用单边主义做法的话，那么，世贸组织的改革就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困难。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必须还需要有第二套、第三套计划。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经济学原理》《商业世界的经济学观察——管理经济学案例集》《半周期改革现象——我国粮棉流通政策与食物安全研究》等
发达国家调试对华政策并非偶然，而是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后危机时期中国发展与世界格局演变客观形势的必然产物。但这种强调竞争博弈的新动向，受到其它限制性因素与相反力量的制约与平衡，因而并未构成具有确定含义的潮流性转变，前景也并非注定导向新冷战或某种冲突陷阱。
章百家
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美是两个极为不同的国家。这种不同在有形无形之中影响着双方彼此的认知、相互政策和两国关系的发展。认识中美之间的差异有助于理智地处理两国关系。中美关系历经疏远、同盟、对抗、对峙、缓和、合作、摩擦等不同状况。在丰富的历史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选为2015年度长江学者,著有《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等
当前的国际秩序仅在开放贸易或经济意义上,而非在政治意义上属于“自由主义”,却被贴上了自由主义的错误标签。关于未来的国际秩序,本文提出三个重要的论点:第一,更加注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会持续存在,但其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将大大减弱;第二,形塑国际秩序的力量将会更多地自下而上且带有更多的竞争性,而不像之前主要自上而下的强加;第三,由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经停滞,而且也很难重新回到曾经的势头,区域秩序变得更加关键。未来国际秩序将会变得更加区域化和碎片化。
肖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强制性低、多元化不足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两大特征。前者使得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措施的合法性较强，不容易引发双边摩擦和冲突，但是缺点是保障力度不足，资源投入和安全供给之间的关系也较为间接；后者则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明显短板，使得中国难以在不同的情境下选择恰当的保护方式，经常要以政府应对非政府行为体，打“不对称战争”。其中非盈利性的公民组织的发展和国际化不足更是短板中的短板。
韩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9世纪后半叶美国赶超英国时，英国没有试图遏制或延缓美国的崛起,两国保持了和平和稳定。美国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发展对外关系，没有沿用传统上大国以军事扩张实现国家利益的做法，弱化了对英国的直接挑战。一方面，美国的这种对外拓展利益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崛起效率。另一方面，不能因此认定美国崛起时真正实现了世界性权力的和平转移。美国当时的经济外交并没有防止后来的对德战争，还侵犯了中国及其他不少中小国家的主权，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
劳伦斯•萨默斯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
现在人类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时机，信息技术解放了劳动力，生命科学的进步延长了人类的寿命，物质的进步使人类的痛苦大幅减少，这是属于人类的一个世纪。因此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以友谊与合作去尊重共存。中国此时应该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张敬伟
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欧盟对华关系面临调整很正常，但是，欧盟要有主心骨而不是跟随美国，否则，中欧长期形成的不错战略关系或面临恶化危险。关键是欧盟现在成了松散、各行其是的利益共同体。面对中国释放的利益信号，欧盟很难像美国那样对华一个声音说话和一个拳头发力。因此，欧盟对华新战略，也只是释放深度焦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