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新华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
当前亟需构建和践行一种“社区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社区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应是一种以农村社区及其成员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农业规模经营。换言之，农业规模经营要服务于农村社区的发展和增进社区成员的利益，而要做到这点，农业规模经营就应该主要由社区意志而不是地方政府和资本群体的意志来主导。
魏武挥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
滴滴这种出租车公司，除去它需要一支员工队伍来完成一些后台运营目标外，它大部分的劳动力（也就是司机）关系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联盟”性质，而不是“雇佣”性质。所以，它是一种新型的出租车汽车公司，它的生产关系，与传统出租车公司完全不同。
任勇
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
垂管改革的动因是解决现行环境监管体制不能适应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求的矛盾，是改革的问题导向；改革的动力和遵循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以及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是改革的理论与方法导向；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坚强体制保障，是改革的目标导向。这是垂管改革的大逻辑。
张弥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博士,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研究
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关键的是创新社区管理体制,让基层社区成为实现人的城市化市民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因此,研究探讨城镇化发展中的社区管理问题,系统梳理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并对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不仅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肖日葵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资本,台湾社会结构
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产生直接影响；家庭背景效应部分以文化资本为中介发挥作用，教育获得差异部分是由于家庭文化活动如高雅文化活动、文化投资和文化氛围等差异导致；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也产生直接影响，家庭文化资本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当前文化资本影响教育获得以高雅文化排斥机制为主，人力资本机制为辅。另一方面，与家庭背景相比，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更大，教育获得呈现间接再生产的趋势。
祁冬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
虽然大陆的对台政策整体上成功，但也有可改善之处，主要在于对台湾的政商精英和基层民众两大群体的统战效果差别太大，以致基层民众，尤其是相对弱势群体，越来越反国民党并且反中。大陆政府在设计惠台政策时，也应该对基层民众给予额外重视。
高晓文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于伟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研究领域:教育学原理、教育哲学、青少年问题、农村教育问题
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教育规划”在新一轮综合改革中的职能与布局呢?本文认为，规划在教育改革的目标导引、资源动员与执行反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在推进我国新一轮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过程中，规划已经成为深化教育改革的核心机制。
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著有《比较刑事诉讼法》等
“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并不是一个具有清晰含义的命题，这涉及到“究竟谁来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具体而言，究竟是侧重于维护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还是更加强调对法官独立审判的保障，这是一个需要改革决策者予以正视的重大问题。
戴小明
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总编辑,湖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评审专家,教育部学科评估专家
学校是乡村文化的高地，农村贫困的治本之策在教育——办好乡村学校，提高农民素质，复兴乡村文明。而在公共财政资源短缺、有效供给不足时，必须真诚善待民意和社会财富，主动对接媒体引导公益力量助学资教，形成全社会关注乡村、关注基层的强大正能量，进一步凝聚社会稳定最基础的向心力，激发村庄发展内生潜力，增强贫困家庭致富动力，培育新时代的新型农民。
孙福庆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产业政策是长期以来受到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实践，引发对产业政策成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反思。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战略调整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践创新，导致对产业政策定位和作用的新一轮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