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燕刚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江世聪
武汉大学行政学院教授
村规民约作为一项村民自治的制度化成果，在农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国内许多传统的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法规之间存在较明显的矛盾和冲突，且不能与农村现代化、法治化建设的目标相适应。在农村治理法治化背景下，传统的村规民约需重新建构，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法规的互动融合，推动村规民约向法治化发展。
谢志强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研究领域: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社会结构、城市化等,著有《社会发展的结构分析》等
姜飞云
山西省纪委政研室干部、博士
积分落户通过设置一套指标体系，对落户条件指标予以量化，最大程度地去除了行政权力的不当参与，同时为有意申请落户者提供了明确的行为导向，调控了落户的规模和节奏，从更高的水平和层次上、在更大的范围内保障了落户公平。
朱光磊
南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中国阶层问题、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政治社会学等
中国治理最难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现在在治理上要面对现代化、后现代化叠加的问题，就是说，既要面对现代化的问题，又要面对后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从治理的角度，现代化阶段主要解决的是管理问题；后现代化阶段主要解决的是服务的问题，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概念。
中央党校报刊社调研组
如何寻找到农村基层治理的治本之策，是当前亟须破解的重要课题。山东费县农村是我国农村的缩影，费县农村面临的治理难题也具有普遍性。费县农村基层治理的鲜活实践，成效突出，其经验值得借鉴。
褚宏启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教育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但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也是通过培养人去实现的。因此，教育质量集中体现在教育所培养的人的素质，体现在教育为人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教育质量问题最后聚焦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陈明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政治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实际上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危机，不过，与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面临的困局不同，前者是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尚无一种观念体系和权力体系取得统治地位，一切尚在竞争之中，皆无定数。而中国的问题则是变革性的，即一个已经存续多年的，曾经被人们信服、追随与拥戴的，具有不容置疑的统治地位的观念体系与权力体系，因其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革命性变化而导致其日益贫困化和苍白化，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动员统摄的有效性，故而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需要在话语、义理和论证机制方面进行必要的革新。
张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著有《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等
与其他农村地区相比,流转了土地的村庄正在发生产值农企化、产品商品化、劳动力工人化、农民居民化的转型。与此同时,村庄的常住人口也异质化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来建立于熟人社会基础之上的村庄治理结构,并使其治理效应逐步消解。伴随村庄陌生人社会或半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在村庄契约关系的交织与新型阶层关系的重塑中,应该再一次完善基层治理的顶层设计,以使其进一步适应土地集中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中西方古典思想、基督教思想史、德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哲学,著有《拯救与逍遥》等
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设“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呼声。有人说，这种呼吁与我国的“和平崛起”同步。其实，即便不考虑“和平崛起”的政治异象，开科设教从来就是文明国家文教制度的基要问题。我国的大学文科一级学科建制早已屡遭诟病，如今的确到了必须通盘重新考虑大学文科建制的时候。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以笔者的工作经验来看，当前国际问题类智库及其观察家们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缺少观点和预判，而观点鲜明应是智库观察家的基本职业素养。二是观点鲜明却不论证，而以事实说话应是智库观察家的基本职业品德。我的建议是，多进行未来形势的预判，而不是专注于解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明确的预测应成为观察家们的职业美德。
陈文胜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农村的发展当中，除了制度的合理性、资源的高效利用和配置之外，首要环节就是创新农村人才开发制度，培育真正符合两型农业发展需要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不断地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改变农业的“弱质性”，农业的转型发展才能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