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一南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
按城市规模阶梯式放开落户的上述缺陷，是户改新政推进缓慢的直接原因，其根源在于忽视了不同城市财政融资方式的差异。落户的本质是让财政承担的公共服务覆盖到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全体居民，而城市的人口规模与财政融资方式并无直接关系，因此仅考虑城市规模的落户政策自然难以产生良好效果，未来的户籍改革需要针对不同财政融资方式的城市采取相应的户口迁移政策。
杨国庆
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副教授
从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可以看出，决策绝不再是领导者个人的事情，也不是领导班子的集体事务，而是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事务。从共识性决策可以推论，决策主体应该平等，决策内容侧重战略，决策方式重在沟通。领导者应综合运用整合、引导、妥协三种决策途径，通过共识性决策来实现整体决策目标。
赵记辉
山东女子学院讲师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既需要中央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具体的社区探索。这种探索不是目前社区工作的全部，仅是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工作的一种积极尝试，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的输送带，如何在社会转型、福利变化以及治理转变过程中，发挥专业作用、凸显专业地位是未来社会工作发展的重中之重。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
保护产权的关键是让出资人职责到位，具体途径是加快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及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核心是解决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难题，使国有股代表既有动机又有能力去追求国有资产增值与保值的目标。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执行副院长,研究领域: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公共管理与治道变革、自主治理、NGO与公共服务等,著有《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等
在互联网时代，政商关系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私人关系。所谓“清”，是使政商关系能够让大家看清；所谓“亲”，就是让政商关系能够有较多的合作。所谓“清”和“亲”，就是意味着政商双方在互联网公共空间里能够很好地合作，同时这种合作是可监督、可公开的，而不是私下的、隐秘的交往关系。
高洁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高级经济师
多元社会治理背景给了更多社会主体治理机会，政府向社会机构购买养老服务能够有效提高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完善国家多元治理体系。同时社会组织也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发挥自身独特作用，成为政府与社会公民沟通的纽带。
刘少华
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凌云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研究生
网络空间已经是人们重要活动空间，网络空间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空间发展还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一是利用网络从事虚假、诈骗，传播色情、暴力内容等违法违规活动;二是利用网络从事鼓吹推翻国家政权，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宗教极端主义等带有明显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目的活动;三是进行非法商业交易;四是传播网络病毒，进行网络攻击，制造网络故障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完善立法、治理格局、内容建设、治理技术四方面着手加强治理，进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朱恒顺
山东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一处处长
只有在法律中进行合理分类，才能实行精细化的管理。对慈善组织进行分类，要以问题为导向，努力实现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和提高监管效益两个基本目标。
魏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著有《资本经营论纲》等
汪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新常态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将进入以双向型和自由化为特征的第二个阶段，主要实施双向型和自由化的对外开放战略。这两个战略形成了新常态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格局和趋势。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扩大升级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在坚持双向型和自由化对外开放战略的基础上，还要以国内改革促对外开放、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合作以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社会分层与流动、贫困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著有《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等
王拓涵
清华大学博士后
本文首先梳理了社会学关于社会的概念及其内涵的基本论述,阐释了有关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同时,还针对实证研究中的社区案例分析了不同社区中涌现出的不同社会力量。本文建议充分调动社区居委会、工青妇、普通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议事委员会、市场中的社会力量、自发性的社会群体等七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促使社会从被动社会变为主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