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中国会不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并落入其中？这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实际上包括了三个“陷阱”，即“发展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和“技术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第一个“陷阱”是“发展制度陷阱”，要靠深化改革来避免。
贾康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
陈新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鉴于我国在推广运用PPP模式过程中曾出现“明股实债、回购安排”，以及地方政府违规违法担保等问题，从长效机制建设视角考虑，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尽快研究出台我国的PPP会计准则，将PPP固定资产及相关负债记入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张旭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常务理事
新康有为主义有两个最为根本的命题：一个是在文化地域空间上“以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分”区分“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一个是在历史时间分期上区分“现代儒学与古典儒学”。新康有为主义首先通过“回到康有为时刻”确立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之分，将大陆新儒家与海外新儒家的现代儒学纲领明确区分开来，确立了新一代大陆新儒家自己相对独立的儒学立场。
李晟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怎么看待金牌、怎么看待竞技体育的意义？无论是对体育总局的巡视反馈，还是体育总局新任局长上任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都一再强调之前体育界的突出问题在于重视成绩而忽视管理，传达出的价值观是不会继续将追求成绩、争取金牌放在首位。
王德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管理司司长、博士
机关事务工作是党和国家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职能化基础，彰显行业化特性，推进法治化治理，加快标准化建设，推广信息化应用、提高社会化水平，使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发展更有质量水平，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
应松年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潘波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学院2016年访问学者
财政供养人员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我国法律政策中的财政供养人员以编制管理为基础,基本范围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但在实践中还有大量不纳入编制管理的事实上的财政供养人员。现行制度对财政供养人员的认定范围过于狭窄,导致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应当理性认识财政供养人员的积极意义,合理界定财政供养人员的范围,通过加大行政编制调整力度并细化其核定标准、深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建立公务雇员制度、完善法律法规等途径,构建科学合理的财政供养人员制度体系。
王东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教师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出版，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也掀起一次热潮。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再次被一些学者提起。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中，有三种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倾向性观点需要澄清。
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联席院长。当代“新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三权分置”的真正创新特色在于把“承包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利。这就在理论上认可了实践中已经大量出现的独立于经营权的“承包权”。如何看待相对独立的“承包权”这一概念？我认为，可以借鉴英国历史上的土地“保有制”来深化我们对中国土地”承包制“的理解。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宪法与政治理论、行政程序法、公共治理、港澳基本法,著有《香港政改观察: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等
中央政府从未关上普选政改大门，“八三一决定”仍然是政改法律基础，但未来进展需要反对派的“忠诚转化”，需要新的相互信任与共识。政改是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内在命题，是一个制度之坎，但也就是个坎而已，当新的制度共识与新的国家观逐步在香港人心中扎根成长，未来的发展前景依然宽阔，一国两制的生命力依然鲜活强健。
林毅夫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由于不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能使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能什么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什么可能的产业升级都提供帮助，因此只能策略性地使用其有限资源，优先帮助能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这种有选择性地使用资源帮助某些产业的企业家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措施就是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