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中国信息分析学科的著名权威专家,为中国的信息分析学科奠定了扎实的实证理论基础,著有《分析的艺术》《信息分析的核心》等
按照中国宏观经济的线性逻辑来评估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很显然主要数据的曲线和影响都是向下的，只有少部分数据的曲线和影响是向上的；从世界市场的竞争角度来看，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也不乐观，中国商品及服务在世界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和障碍，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冲击中国经济。同时，中国的生态环保压力以及以往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增长因素，如无效GDP，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逐渐被剔除，这些因素均将导致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2017年。
张卿
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教授
交通拥堵问题是现代城市面临的一大难题。目前我国对治理拥堵政府监管制度的研究一般均局限于某种特定制度本身，很少从整体上考虑各种治理拥堵监管制度的优缺点和可选择性并进而做出最优的制度选择或组合。本文将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大城市交通拥堵的成因，并深入分析政府用于治理交通拥堵的数量监管措施（包括机动车上牌和上路的总量控制措施等）和加价监管措施（包括拥堵费和停车费等），比较其优缺点和适用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我国典型城市的治堵监管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并提出进一步的立法和政策改革建议。
关信平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系主任,社会学和人口学博士生导师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法制水平低、制度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同时还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主要有：地方政府部门对专业社会工作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仍然不到位，专业社会工作能力不足，体制选择较为复杂，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对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建立促进不够。为此，需加强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在法制化的基础上构建我国制度化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主要任务是明确战略方向、构建制度体系、探索服务机制。
张海波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陈武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以安全为中心治理社会风险，不仅要求将安全作为优先的价值目标，在安全与发展、安全与自由等价值冲突的权衡中更倾向于安全；而且要求在科学手段上通过应急管理、风险治理和危机治理来实现结果的安全。以安全为中心治理社会风险为发现“中国经验”提供了新视角，亟待中国社会科学界开展理论研究。正确理解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勇于纠偏，全面提升安全治理，并通过跨文化交流减弱和消除西方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安全治理实践的负面理解。
张一
首创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去杠杆的核心在于去产能，没有过剩产能的出清也无法真正实现去杠杆。当前，中国经济在外需的拉动下进入一个相对较强的景气周期，为在避免更大社会冲击的前提下有序去产能提供了契机。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手段和行政措施应如何配合以更好适应需求的结构性变化，财政如何更好发挥托底作用以防止社会问题，如何更好地公平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都是政策制定者应认真思考的。
黄益平
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2017年已经开展了相当多的工作，包括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稳会”）、推出一系列监管措施，如对互联网金融的整治、加强对资产管理行业尤其是银行通道业务的监管等，2018年可能会将这些方面的工作提升到更高的高度。
祁京梅
国家信息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
二战以来，日本的多轮产业政策对产业成功转型、经济高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引导调整作用如此之大，不仅仅是由于产业政策本身的内容较好，而且与制定、推广和贯彻产业政策的组织方式和体制制度有很大关系，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课题组
执笔:牛犁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
闫敏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处副处长
进入新时代，追求新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同时，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顾昕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创新政策既不是国家行动者的单边主义行动，也不等同于政府自上而下命令与控制型的行政治理。能在增进市场、激活社会、创新政府，亦即在市场机制、社群机制和行政机制如何相得益彰上做好文章，推动国家公共治理体系的创新，创新型经济和形成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才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虞崇胜
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扬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界,可以将中国的现代化划分为侧重点不同的两个“半程”。“前半程”主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而展开,而“后半程”则聚焦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而要顺利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就必须紧紧抓住制度变革和制度执行这两个中心环节。在一定意义上讲,制度变革是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制度执行是中国“后半程”现代化的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