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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教授

体制剩余是转轨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城乡由于户籍等体制扭曲,形成了规模较大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因土地计划配置形成了土地的巨额体制剩余。未来十五年中,二元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体制需要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通过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使规模较大的体制剩余劳动力与体制剩余土地相组合,形成投入产出生产力,是中国经济可能实现中高速增长关键性的新增潜能。

任泽平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因资源富集等形成重化工业优势而领先南方。改革开放后,北方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继续阶段领先,但也导致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而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2012年后,中国经济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南北市场发育差异问题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而北方逐渐乏力。南北差距拉大,根本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这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证明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连平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马泓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持续推进,包括土地制度改革,但迄今为止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并不高,改革推进相对较为缓慢。究其原因,最为关键的是思想不够解放,没有真正用市场化的理念来指导改革的实践。长期以来始终存在各式各样的条条框框,导致改革在比较传统、陈旧的思想理念之下来推进,实践中难以达成预期的效果。未来这方面改革需要切实解放思想,大力促进农村要素的市场化流转,这也是“十四五”规划以及“双循环”战略的关键任务。

都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封永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得到了广泛的证实,而其中已经受到阐明的机制是,老龄化将造成劳动力的减少,并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冲击。人口老龄化以缓慢的速度渐进发展时,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有限,而一旦达到中速乃至快速老龄化状态时,负面影响将呈现阶梯上升的状态。我们以跨国分析结果为依据估算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20-2025年和2025-2030年,仅仅由于快速老龄化,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放缓1.07和0.87个百分点。

闫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张鹏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传统发展格局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短板和缺陷,亟待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更好契合新时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新发展格局是对传统发展格局优势的继承,也是对其短板和不足的完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这说明,新发展格局不是对传统发展格局的简单替代,而是在融合、创新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传统发展格局“世界工厂”的效力,更好地落实补短板、锻长板的改革要求。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随着老龄化、少子化趋势加剧,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根据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人员的简单匡算,至2024年末,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重可能达到21.64%,65岁以上人口占比预计将达到15.06%。这些数据呈现出的老龄化是抽象的,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简单的数据计算。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资源、人力来应对老龄化时代的到来,那么不少中国人的老龄生活质量很可能较差,甚至是很糟糕的。

张宇燕

“吉本命题” 和“斯密定理” 形式上的不和谐,触及了国家兴衰讨论的本源,展现了对未来欧洲强盛之途的 “异见”:大而统一的市场规模导致分工进而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分崩离析的罗马帝国因十数个政治主体间相互竞争而使欧洲最终主导世界。如果把一个完整的社会比做一个人,正常的情况下就应该有两只手。看到了第二只“手”后,我们才有了对斯密理论的完整理解。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超低生育率将是未来我国面临的最大人口风险。之所以如此说,因为它是元问题,也是东西方趋同的人口生育大趋势。譬如少子老龄化、人口性别失衡以及空巢化等系统性人口风险,根源全在于生育率的日益走低。超低生育率一旦形成,就会陆续产生人口萎缩的源头效应、人口亏损的队列效应、人口失衡的结构效应、人口一代更比一代少的代际效应、低生育将引致更低生育率的内卷效应。在低生育时代,我国需要新的生育理论和政策来回应,这包括:优化生育环境,确立适度生育的文化、鼓励生育的政策,适应低生育社会。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礼法就是维持君臣等级和长幼顺序的所有仪式、典章和制度的规范体系,是礼乐法度的总和。从某种意义上说,礼法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也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形态。礼法合治的国家体制,是中国主要的政治传统,对当代中国人的行为习惯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现代民主政治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向法治国家的道路,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塑造和影响人们行为习惯的过程中将日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现代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中国人的行为习惯正在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正是由于未能充分挖掘生产率提高的既有潜力,造成中国制造业的减速来得过早、过快,进而制造业占GDP比重早熟型下降。针对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这些挑战,本文提出稳定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充分理由:有利于创新发展、挖掘资源配置效率潜力、激励人力资本积累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最后,建议从构建竟争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三足鼎立格局入手,实现提高生产率和获得新动能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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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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