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要龙
云南大学人口所
当前,国家制定了农地制度“三权分置”的改革方案。经营权、承包权的分置, 可以将“人地依附”关系转变为“人地保障”关系, 继续发挥农地保障功能, 推动乡城转移人口的半城镇化转型。但是, “人地依附”关系转向“人地保障”关系, 并不意味着人口农村退出的顺利实现。它有赖于相关激励制度的建立, 尤其是要建立农村土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其中, 一项重要内容是, 构建建设用地指标物权化的体制机制, 允许偏远农村人口将退地 (宅基地、承包地) 后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作为流动资产, 可以有偿进行转让, 探索带“地标”城镇化方案。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执笔:娄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统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9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4%，比上年略微减少0.2个百分点。从定性分析上看，这种预测结果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现实情况相一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这样一种增长潜力是来自供给侧的。这种增长潜力到底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呢？这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中国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还取决于中国是不是能够应对技术创新和工业升级过程中的外部性，以及遇到的其他问题。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把握的确定性方面，我们要把投资潜力用足，这是必然选择，关键是形成有效投资，那么相关机制靠什么？当然就得靠配套改革。创新的PPP，只要按照规范方式推进，一定比过去的投资机制要好——因为整个过程强调阳光化。有人说PPP像是要叫停，其实不可能叫停，就是稳一稳，引导鼓励继续规范发展，无非就是阳光化、法治化、专业化、从而规范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们推进中国经济从开始时切入的投资及其法治化，还会带出公众知情、公众参与，民主化。
胡月晓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
降准释放的准备金是商业银行长期可利用资金，而置换出的MLF是1年期的。准备金期限的变长，将显著增强商业银行经营的稳定性，降低长期限资金的利率。利率体系中长端利率下降，更有利于利率曲线高度下降，对投资的作用也更为直接和明显，从而更有利于增强经济长期增长能力。
黄少安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兼产权研究所所长、学科带头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分为五个不同战略阶段, 分别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粮食产量战略;农业、乡镇企业并举战略;减负增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与小城镇战略;“三农”统筹、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战略;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 (“新土改”) 与乡村振兴战略。
赵谦
法学博士,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执政不作为的治理要义在于问责机制，应尝试构建健全的考核激励机制、科学的能上能下机制与完备的担当容错机制以推进有效问责。领导干部的行权效益、行政效率目标导向与行政激励理念模式是确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的逻辑起点，领导干部履职意志直接、间接保障规范则是该类机制健全性的基本表征。领导干部的公民本位目标导向与公共治理理念模式是科学能上能下机制实现有效运行的基石，领导干部能力素质正面、负面保障规范则是该类机制科学性的主要依托。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司长
2018年，在人民币汇率先涨后跌、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国际收支韧性十足，跨境资本流动平稳运行。展望2019年，在诸多变数演进方向和作用结果不确定情况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冲击风险总体可控，有可能呈现经常项目温和顺差、资本项目尤其是短期资本偏流出压力的国际收支格局，但资本外流不等于人民币必然贬值。
陆挺
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王立升
陈家瑶
王竞
降准对经济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并不足以扭转下行态势。要提振经济增长，还需要鼓励政府、国有企业、民企和居民部门在重要经济领域（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增加支出、扩大总需求。不过，我们认为基建和房地产短期内难以出现明显改观，因为可以立即启动的优质基础设施项目相对缺乏，非市场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太可能很快放松，并且冬季通常不是基建与房地产项目理想的开工季节。
徐奇渊
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召集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在全球金融中心网络中，纽约和伦敦同处于第一集团。而在远东时区，尚没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能够与纽约和伦敦匹敌。目前，香港、东京、新加坡毫无疑问已经处于第二方阵，上海作为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地位正在快速上升，但距离前述城市仍有一定差距，不过潜力可谓巨大。在可预见的未来，可以期待的情形是——在一国两制的大背景下，上海与香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差异性定位，以沪港双城记的协同关系来统筹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大发展，从而奠定中国金融市场在远东地区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