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雪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著有《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危机》《俄罗斯经济转型》等
纵观全球大势，我们处在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但也同样处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动荡调整期。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的改革开放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新态势、新高地、新体系，才能在不确定中赢得确定，在大国博弈中赢得主动，在发展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祁冬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特朗普上台，中美台三边关系开始出现变化。美国国内的反中浪潮逐渐扩大，遏制中国的战略也逐渐开始清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开始上升，美国国内的“友台派”趁机推动长期模糊的对台战略走向清晰化，对中国政府的“一中原则”形成挑战，自然对中美台关系也形成挑战。
田成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下放地方立法权后,立法权完全集中于中央的格局得到改变,地方立法迎来了繁荣发展时期,地方普遍有立法的激情和冲动。但在地方立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不抵触”原则下,在严格合法性审查的要求下,在中央与地方的立法关系上,存在着“看齐”与“特殊”的对立张力,存在着“法制统一”与因地制宜的矛盾困境。地方立法到底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如何释放地方立法的活力,如何立出管用之法,成了个大问题。
易信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将推动着全球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向后工业化、后信息化社会转变。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30余年，需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转型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生产力基础。
张斌
中国金融40人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每当中国面临重大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对制造业发展的期望便会更加迫切。在十字路口做出选择之前，要认清现状，回顾制造业发展历程中的沉痛教训和成功经验，要遵循发展规律，才能科学决策，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证据链，能够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形成相对客观和完整的判断。制造业转型升级，必然会涉及到投入，生产和产品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构成了观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证据链。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常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刘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201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局良好，经济增长超预期。同时，宏观杠杆率也再度攀升。在面临内外部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突出稳增长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如何保持定力、坚持结构性去杠杆，仍是未来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在稳增长前提下结构性去杠杆，仍需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杠杆率，盘活政府资金存量，同时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基本方向，大力发展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继续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显性化的过程。此外，也还要采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继续推进资产证券化来处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从短期看，经济确实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从中长期来看，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也面临某些突出矛盾。比如，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今年1—2月工业增速和投资增速有放缓趋势。这有周期性因素，更多的是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客观反映。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对经济增长预期造成某种负面影响。
熊光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著有《中国流动人口中的政治排斥问题研究》等
在西方治理理论出现后，中国学者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新理论和新理念，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重塑。比较近年来引入的其他政治学理论，治理理论的引入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治理理论被有效中国化，并与国际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共识；治理理论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与方略；并且，中国治理实践领域的丰富素材与经验推动了治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加强对治理实践进行理论提炼从而促进理论创新，新的治理理论对治理实践可以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而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涂圣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既要让企业“有利可图”, 又要保障农民利益不受侵害, 关键要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包括利益分配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和利益调节机制。对乡村振兴的不同领域而言, 工商资本与村集体、农民的利益联结形式不同, 政府参与利益联结机制建设的作用边界和重点也有所不同。建议按照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不同领域划分, 构建差别化的利益联结机制
周振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涂圣伟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张义博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 存在乡村要素不匹配、进入门槛高、配套服务缺失等障碍, 面临市场风险、政策风险、信用风险、法律风险等四类风险。鼓励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 应纠正“资本剥削小农”的认识误区, 赋予工商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 引导工商资本进入适宜领域, 采取适宜方式进入农业农村, 与相关利益主体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构建政策支持、配套服务与风险防范“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 实现企业收益、集体得益、农民获益的多方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