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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李叶妍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张中祥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

伴随全球化趋势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平台在全球的覆盖率不断提升,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二十年间成长迅猛,在某些领域已超过发达国家水平。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为市场带来更多机遇,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异常激烈的竞争和垄断。因此,促进互联网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现实意义重大。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产业政策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日本的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产业政策被引进中国。对于中国而言,产业政策的引入,具有计划经济渐进转轨和经济赶超的“双重效应”。经过多年的实践,产业政策总体上对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赶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存在干预市场和影响市场机制形成的问题,甚至经常产生产业政策实施结果与初衷相反的“事与愿违”的情况,因此也广受理论界诟病,我们需要的是从产业政策主导到竞争政策主导的转变。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以加强生猪行业污染治理的环保风暴为切入点,以推动“南猪北养”区域布局调整为重要内容,以南方生猪约束发展区实施“禁养区”管制与鼓励潜力增长区特别是东北四省区生猪养殖作为政策抓手,2014-2018年前后我国生猪行业经历了一次罕见规模和力度的产业政策历练。在新环境下提升生猪产业环保监管水平和调整生猪养殖区域布局具有现实合理性与必要性,政策实施也带来了多方面积极成效。然而大规模产业政策干预设计实施也出现一些始料未及问题与机制性矛盾,在客观上对生猪产能和猪肉产量产生某种抑制作用,构成生猪供应线向左上方移动的现实背景因素之一。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七十年漫漫征程之中,中国经济延续着发展的两条主脉络。一方面,动中有进。增长型周期取代古典型周期成为主流,长趋势增长贯穿于短周期波动之中,已实现延绵数十载的“增长奇迹”。另一方面,动中有变。周期波动从“大起大落”转为“缓起缓落”,本质上是增长动力、发展模式和内外关系的革故鼎新。两条脉络均体现出“术”、“势”、“道”相结合的完备体系对周期治理的卓越成效。立足于这一体系,“减速增质”时代中国经济的内生稳定性有望进一步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未来空间正在渐次打开。

杜鹏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通过考察转型期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发现乡村治理单元的配置逻辑兼有政治属性与行政属性,二者共同塑造了乡村治理结构,赋予其“虚实相生”的实践形态。其中,政治逻辑立足村庄治理单元,突出“块块”为主的政治动员,彰显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行政逻辑立足乡镇治理单元,突出“条条”主导的行政控制,彰显了“事务主义”的治理取向。当前的乡村体制改革需着眼于乡村治理的整体结构,审慎推进乡村治理结构的行政化,维系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均衡, 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高其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8月17日央行改革LPR形成机制后,8月20日及9月20日,LPR报价均实现小幅下降,采取“改革式、市场化、渐进”的降息策略,在引导降低实体经济贷款利率下降方面迈出一大步。LPR改革后,仍需认识到未来改革任务的艰巨性,尤其是如何让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中小企业受益于降息降准。我国利率传导渠道主要堵在哪儿?LPR改革如何突破?疏通利率渠道还面临哪些问题?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经历四十年的增长奇迹与结构变革,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历史转型,但是,全社会对土地问题的关切度不减反增,土地在经济社会的重要性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对其更加依赖,土地仍然是影响社会稳定与公平正义的重要因素,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中国结构变迁中土地问题的认识困惑,一方面源于对结构变迁中土地配置效应缺乏分析,另一方面源于对土地制度安排与变迁对结构转变的影响缺乏理解。事实上,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土地制度是变化最大同时也举足轻重的一项安排。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2015年6月-2018年6月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c Journal》主编和《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

支持高质量经济发展,就要求高质量的金融体系,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支持经济创新、实现可持续增长。金融创新就要平衡创新活动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和投资要求短期回报之间的关系。金融的理念与实践都需要创新:一是增加资本的耐心,二是革新风险管理方法,三是在明晰责任的前提下容忍失败。高质量金融体系的基本条件是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有效管控金融风险,为企业、家户和政府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刘升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当公共政策只针对部分社会群体的时候,靠近政策分界线但又没有享受到政策利益的群体就会成为政策边缘人,政策边缘人属于潜在受益者。在社会分化和竞争的背景下,政策边缘人与其他条件差不多的群体对比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政策边缘人会认为享有政策利益本应是他们的权利,于是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谋取政策利益,在此过程中就会影响到基层公共政策的执行。因此,建议通过提高基层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等方式减少政策边缘人对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带来的消极影响。

李锦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9年国企混改以“放权”为主,抓住放权、放开、放大、放活四个环节,造就新机遇,新形势。同时,混改在整体上“五个转变”态势明显,即国企混改已由重改革监管到重放权授权、由试点到行动、由单项推进到综合实施、由“混合”为主向“改革”为主转变、由重视实施向重视实质效果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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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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