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发展以人才、开拓和创新精神为中心的“人才主义”，用以取代资本主义，引领经济、社会进步,并摒弃“硬实力”、“软实力”等概念，代之以合作为中心的“合作实力”。毫无疑问，后危机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模式已难适应新发展，各国都需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模式。

英国智库“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2月3日在一份对2012年经济发展预测报告中指出，英国经济今年上半年将再度下滑，陷入衰退，并建议政府早作打算，采取减税或增加开支等应急措施，特别是暂时停止削减公共支出的紧缩政策，设法刺激增长。

2009年末，发端于希腊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以说“功不可没”，欧债危机无疑是横亘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的一道难题，在前不久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各国经济领袖们对于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法依然一筹莫展。

现阶段中国最重要的移民，就是城市化。然而，现行政策下，对于移民有诸多限制，农民工不能完全参与城市生活，只是作为简单生产的劳动力存在。这种做法源于历史形成的户籍制度，固然减低了城市在短期需要支付的成本，但是也大幅降低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严重伤害未来进一步增长的潜力。这一政策的本质，是减少了亿万农民的社会学习机会，白白浪费他们的巨大学习潜能，损失的是天量的人力资本积累，而换来的仅仅是短期内城市生产生活成本的些许降低。所谓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大资源浪费。

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开始，另外一层意思是，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在里根那里。从里根政府开始，市场监管开始放松，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这并没有导致人民向左转。我不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展现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根据人口统计，美国白人劳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是所谓里根民主的支持者，他们在1930年代投票支持新政联盟，如果他们是在欧洲就会支持社会民主党派。但是在美国，过去30年里的大多数选举中，他们投票给共和党，而后者的政策其实是伤害他们的利益的。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存在一个连贯而独特的“中国模式”。这种思想近年来引起了关注。随着金融危机在欧美等地爆发，公众逐渐丧失了对通常牵涉西方利益和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信心，这种关注愈发强烈。当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很多人认为：这次危机实际上暴露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要缺陷。

2012年的金融市场将面临更为艰难和更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2011年错乱形势和心理将继续干扰2012年的运行，另一方面是2012年将会面临新因素、新结构和新组合的变量。综合目前和未来的可能问题，预计2012年国际金融风险将会进一步上升，金融风险的存量将会演变成质的激化和爆发风险，新型金融危机将会转嫁和续演新危机。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回落到9%左右的水平，而一改前30年所追求的10%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也应该看到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节点，而不是太多问题。因此，如果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回落到9%左右的水平(我的预测比较乐观，2012年这个经济增长速度不会有多少问题)，市场看到的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而是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由以往粗放型强调数量增加转向强调质量增长，这有很大差别，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个起点，而不是中国经济出现问题。

民主国家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也就是“微笑法西斯主义” 的诞生可能。“微笑法西斯主义”对民众有一定吸引力。社会混乱和动荡中，如果某个领导者拥有非常坚定的立场，民众就会产生过度期待，觉得对方有理想、有哲学、有方向感，有望在混乱中解决问题，因此会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托付给那种人。如何防止“微笑法西斯主义”的登场，关键是民众要有自己的觉悟，要学习、思考，要有自己的方向感。可以说，一国政治的水平取决于一国民众的水平。

在克鲁格曼看来，“英明领导”也无法庇佑中国经济免遭崩盘前景；笔者认为，中国只要不是做得太糟就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并对全球增长有更大贡献。中国经济最大问题，不是增速减缓导致衰退，也不是看空派预言的崩盘前景。真正挑战来自体制转型历史过程中“行百里者半九十”特殊困难，在于改革疲劳症可能导致深层体制问题凝固化从而在根本上制约中国经济成长能够达到的历史高度。中国需要加快改革，为经济追赶注入持久动力，为社会现代化转型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