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原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周雨晴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对北京市郊区全部村庄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三个年度构成的约12000个大样本数据的研究显示，村集体净资产与人均所得的绝对差距未能缩小且有所扩大，就业数量高值村庄出现就业量快速萎缩；村庄间景气指数的绝对差距显著，相对差异不断扩大，并已呈现出两极分化态势；村庄综合发展水平呈“俱乐部收敛”，村庄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问题凸显。这是由村庄发展路径的多样化导致的，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视村况分类推进。
陈志钢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毕洁颖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聂凤英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方向明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樊胜根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中国食物安全面临的挑战诸多,与食物安全与营养高度相关的挑战主要表现为:耕地资源不足与退化、水资源紧缺与污染、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影响等自然资源和环境压力,农业生产补贴提高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膳食能量摄入不足、微量元素缺乏以及膳食能量和营养摄入过剩的营养不良“三重负担”,食品安全问题以及食物损失与浪费问题。因此中国将更加重视结构调整和制度及技术创新,这意味着农业需要生产高价值、营养和安全的食物,更高效地使用水、土地和能源,保护环境和促进平等,因而需要中国食物安全战略顶层设计上的系列转变。
卢晓中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到来，只是作为高等教育内部背景的变化 ；同时，这个阶段高等教育还面临着新的外部背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到来。在精英型和大众型高等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都或多或少存在过于单一地从内部背景进行考量的问题。但进入普及型阶段，高等教育体系构建应该兼顾内外部背景的变化，尤其是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去考量。
劳东燕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围绕人脸识别技术的公共争论，根本就不是隐私与安全之争。它既危及隐私，也威胁安全。无隐私即无自由。若结局如此，人们还会愿意贪图眼下的一时便利，而放任人脸识别技术的大肆应用吗？在人脸识别技术如何运用的问题上，只有拨开安全与效率的迷雾，我们才有可能做出理性的选择。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要想实现高质量的金融发展，需要双管齐下。一“管”是大力支持很多新的金融业态、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发展，尤其是那些能实实在在服务创新型实体经济发展的。这是对整体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大力支持。关键是把握好创新和稳定之间的平衡。另一“管”是在中国可预见的未来，传统金融机构仍然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要不断推动传统金融机构的改革和转型，使他们与数字技术深入结合，从而在服务传统实体的基础上，也能更好地服务创新型经济体的需求。
任远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积极老龄化并不简单指的是要积极应对老龄化。积极老龄化要避免老年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脱离。老年和退休并非意味着退出社会，而意味着以新的态度开始新的生活。为了避免老年人口从社会的脱离，需要通过健康来增强老年人口的活力，通过参与来丰富新的社会生活，通过保障来提供良好的支持和服务，这也就是所谓积极老龄化的“三个支柱”。
徐文舸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
目前，我国制造业仍有不少短板领域，尤其是像半导体、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技术差距，不少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中美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导致部分关键技术和核心基础零部件受制于人。可以预期，未来一段时期制造业投资布局将主要围绕“制造强国战略”的阶段性目标，突出创新驱动的重要作用，在制造业重点行业和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进口替代，优先实施“补短板”与“非对称”战略。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卢宪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革命政权在各地陆续建立，乡村治理工作已经展开，与乡村治理有关的研究也已开始。对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与研究方法、中国学者关于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研究进行归纳总结，把乡村治理研究文献的浩繁内容凝聚为关于乡村治理的公正性目标的研究，并且对我国乡村治理基本制度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对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论，能推进乡村治理创新和转型，有利于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渠慎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目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布局区块链技术发展，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积极推进区块链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拓展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领域和发展前景，也将助力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取得领先优势，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应将区块链技术的发展重心放到其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创新，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提升。
毛维准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戴菁菁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自20世纪90年代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确立之后，金融化便成为气候政策过程的主导逻辑。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从气候政策金融化过程中获得了大量资金。但是，气候领域金融工具的大肆运用衍生出包括碳市场投机、碳定价下跌以及横纵双向的阶层地理分化等在内的负面政策后果，制约着全球减排目标的达成。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应调整碳交易市场买卖双方责任关系，改革失衡的碳交易体系，并适当应用碳税和碳定价等政策工具，创建平等平衡的新型气候政策金融化参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