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走出经济困境r 一种思路是，增加有效资产，即其不贬值而且会升值，并有吸收货币的功能，用其增加来促使货币投放。也就是财政可以扩大赤字，发行长期国债，投资增加这种资产，市场上这种资产的交易和投资增加，央行买卖投资这种资产的国债，银行增加这方面的贷款，则形成了有较高质量资产基础的货币扩大。这种操作方式的好处是：避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负债，即负债有资产内容所平衡。这既使经济增长有财富增加的内容，又可避免持续高负债造成金融体系崩盘的风险。这种资产就是可利用土地，并且在我国非其莫属。
田闻笛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要求政府在城市规划的编制、实施和评估的整个过程中都不再是全盘主导的角色, 而是发挥牵头人、组织者的功能。社会力量, 尤其是公民应该成为规划过程的主力军。政府则通过提供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建立相关的参与平台和机制等, 来落实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鹏飞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中国之治”根源于政党之治,体现在大国之治,本质是人民之治,承载着文明之治。中国之治实现了创新性与制度化的统一,全局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以及特色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中国之治的实现,立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有机统一,也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有机统一。未来,“中国之治”应为世界提供新的治理模式样板,引领“世界之治”的实现。“中国之治”正将“传统中国”“现代中国”与“全球中国”连接起来。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2019年11月18日，央行开展1800亿7天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较上期下调5bp至2.5%。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角度来讲，7天逆回购利率具有更加基础性的作用。尽管“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但当前货币政策依然面临“通胀”和“汇率”两大掣肘，决定了本轮央行降息周期只能是“小步慢跑”。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和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
许美征
原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
当前破产重整制度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目前的实施情况看，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重整往往由指定的律师、会计师和行政官员主导而非债务人主导，使重整演化为削债保企业；二是“强裁”制度被滥用，重整前置程序缺失。建议破产重整应主要实行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改革现行清算组制度，重视债权人委员会的作用，明确监督型管理人的职责，改革和完善强裁制度，建立预重整制度等。
张斌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目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面临身份地位困境、产权流转困境和可持续发展困境。身份地位困境主要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不确定，职能定位不清晰；产权流转困境主要表现在产权流转的封闭性和产权流转机制不畅导致农业要素市场化程度不够；可持续发展困境主要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单一、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税收优惠少和收益分配过度分红。破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困境，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产权发展道路。
黄征学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土经济室主任，研究员
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依靠创新驱动的东部沿海继续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表现出更强的韧劲和惯性，而依赖投资拉动、资源驱动的部分内陆省份则经历了大幅度的调整，板块内部、南北方之间、城市群之间分化愈发明显，经济发展重心加快南移，东中西部的差距逐步演变为东中西部差距与南北方矛盾并存。在分化背景下，要及时打破四大板块限制，建立更加积极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谋划“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
张红宇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现代农业4.0版的乡村产业发展，是基于对中国农业资源禀赋多元、产业类型多元、农业从业者众多的事实提出的概念。从中国的国情农情出发，乡村产业发展前景光明，认识到这一点，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远景十分重要。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看，乡村产业最重要的任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聚焦保供给、保就业、保收入。
崔卫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从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未来，要把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争创制度开放新优势作为对外开放工作的一条主线，围绕商事、投资、贸易、事中事后监管等重点领域的突出短板和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
刘松山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对信用问题加强宣传舆论引导，可能是较好的办法，不宜过于依赖立法惩戒。良好社会信用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不宜拔苗助长，难以一蹴而就。我们要倡导和力推社会信用，但也要相信人民，宽容人民，允许人民在寻找和铸造信用品格的道路上，有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包括在成长中犯错误的过程。信用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一把钥匙，在奔跑的路上，有的人可能会丢失它，但没有别的人比他更希望找回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