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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周为民

中央党校教授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非常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改革城市管理的粗陋的方式和手段。要推进法治化的城市治理,而其中根本的一点是要认真地保障、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

王永利

中国银行总行

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负债表报告和审查制度,是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客观需要,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集中力量加快推进。

马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调控目标应该从保GDP增长逐步过渡到保证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即均衡失业率)。这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将逐步超越对GDP的关注的必然趋势。

王兆星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

金融监管和金融安全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资本监管必须与其他因素相互补充配合,需要在整个经济金融改革的全局中协调推进,才能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蔓延。

李富有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导,国际金融教研中心主任

加大推动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对于应对国际资本急剧波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鸿斌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信息研究所所长

虽然目前中日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日本国内舆论对中国的相关海洋动向更是喋喋不休,但日本对中国的北极参与却持较为理性的态度,对与中国和韩国的北极参与合作也持向前看的姿态。这显然是因为中日韩在北极参与问题上携手合作的效应要远大于各行其是。

王列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审视,可以看到,体制空转中所使用的那些宏观政策工具与微观平台工具等,往往呈现较大程度的去功能化状态,从而在操作层面“助推”着文化体制一步步深陷于体制空转而难以自拔。

韩方明

察哈尔学会主席

王文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韩洪刚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中国目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转型的深水区,从改革方法论而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有机结合,这必然内生着对科学决策、权力体系与知识体系结合的要求,如此,智库在此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雷振扬

中南民族大学副校长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工作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的形势要求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举。

靳薇

中国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室主任

国家民族主义若能海纳百川,以多元文化为财富而不当作包袱负担;本位民族主义如果可以敞开胸襟,接纳现代文明的洗礼;两种民族主义如若放下前嫌、良性互动、柔性博弈,才是国家和民族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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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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