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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苏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刘秀杰

通州区发改委副主任

从过去20年实践来看,作为行政区的北京在中心城区外围大量建设新城的措施效果并不明显,单中心、摊大饼的情况几无好转。参考国际特大城市经验,我们认为,在特大城市周边建设副中心级城市才是从空间布局角度对城市病的治本之策。

廉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蚁族”概念首创者

正是中国相对畅通的“横向”人口流动,缓解了日趋固化的“纵向”阶层流动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有效减缓了纵向流动变慢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的冲击。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到2020年中国能否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点,又是主攻方向。实现这一转型,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7%左右的中速增长新常态,从而为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

胡建淼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迅 姜巍

《中国发展观察》记者

“全会推出了依法治国的升级版,表明我们不再停留在法律制度的建立上,而是更加关注法律的实施和法律的遵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标体系。这一目标的首次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法治建设实现了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重要转变。”

吴伟

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现代史独立学者

邓小平留下这两大负面政治遗产,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形成了巨大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看得见,也许我们下一代、下二代还能看得见。邓小平为中国社会打开了一扇门,但是同时他也关上了一扇窗。这些障碍,也包括80、90年代以后以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为基础的GDP主义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环境重大污染和破坏、资源巨大浪费等一系列问题。

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起地方政府金融,形成与地方政府风险匹配的市场化的地方债定价体系。为此,中国需要一个更为彻底的地方政府债市场,而建立这样一个市场所需的制度基础设施更是超越了单纯的金融层面。

吕国民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沪港通”的启动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真正落地,这有助于促进香港与内地股票市场的战略性融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进程。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世锦指出,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是客观规律,如果要人为刺激,后果很严重,代价很高。“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地方,包括有些领导同志在讲,速度下来了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我想这个说的也是有道理的,言下之义什么时候想上去的时候也可以调上去,但真的还能够调上去吗?有的时候也还能,但是很快还是要下来,而且下来之后的后果很严重代价很高”。

温信祥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莫非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小微企业贷款如果按照传统信贷模式操作无疑风险较高,但富国银行通过评分卡、免担保等金融创新,把小微企业贷款变成了极具价值的投资和风险相对较低的业务。

唐黎明

安邦集团工资制合伙人、高级研究员

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都更加客观理性,尊重市场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把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打造健康的城市格局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我们期待,这样好的开头,能够在各级地方政府层层落实,协调整合,跨越行政壁垒和产业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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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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