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处于关键地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面临着众多“体制性困局”：权责不等而在“压力型体制”下失衡运转，“层层加码”而使失衡运转日益严重，钱少事多而在财政拮据中无法自主，人杂活多而在“纷繁事务”中被动工作，考核检查而在“形式主义”中拼凑应对，同时乡镇干部队伍的稳定性令人担忧。只有深化体制性改革，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健全乡镇政府的权责体制，扩大基层民众的民主参与，才能构建民主法治的乡村治理体系。

经济下行叠加减税降费导致财政形势尤其是地方财政极为严峻，收支矛盾突出，引发对财政可持续性和未来财政空间的讨论。中国老龄化程度持续上升，同时企业社保缴费率负担较重、需要下调，社保的收支矛盾凸显，缺口日益增加。当前全国及各省市的社保可持续性如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哪些解决方案？

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是一项关系政府职能重塑、释放改革红利、切实便民利企的重要改革，对于提高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在农村和城市以及农业和工业间的转移而获得的要素配置效率，那么，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微观生产的效率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把激励机制搞对，这取决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取决于能否真正建立起“创造性毁灭”的机制，取决于国企与民企之间能否实现“竞争中性”，取决于资本市场能否更好的发挥资本配置的功能，而这一切，都取决于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路攀升，2019年第一季度杠杆率水平高达156.88%，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我国资本产出比上升、股权融资下降和储蓄率处于高位是导致杠杆率攀升的原因。长期来看降低我国宏观杠杆率的合理方法是降低资本产出比并逐步发展资本市场，扩大股权融资的比例，而不是将“去杠杆”寄希望于“紧信用”的货币政策，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只会导致更高的杠杆率。

可以将数字经济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就是核心层，应当包括数字部门本身。它是用来生产和制造数字技术的，是整个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第二个层次应当包括由数字经济创造的，原本没有的经济形态，例如数字服务、平台经济等。第三个层次则应当包括被“数字化”的各种经济活动。这一层次的范围很广，电子业务、电子商务、工业4.0等概念都可以纳入其中。当然，现在有一些经济形式可能会同时涉及到以上形式种的两个或两个以上。

楼市高位平台期可能已经形成，不激励但也不过度约束楼市，地方政策的微调余地大，因此，楼市将进入每年呈微弱个位数增长的平台期，每年销售面积约15亿平米、销售额约15万亿元。出现特别不利于楼市的调控政策的可能性很小。2020年经济运行气氛上是暖的，但实际仍待观察。如果中美第一阶段协议顺利签署，那么2020年的局面会比之前预期的更好。楼市上半年平淡，下半年会好一些。

增值税法和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陆续发布，这说明两大税种立法已进入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两部税法在税法体系中的地位，是由两种税在税收收入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增值税法和消费税法一旦完成任务，意味着税收法定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中的深化税制改革任务的基本完成。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尚不够完美的两部税法征求意见稿发布的逻辑。

中国当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学理层面尚待充分解读。结合“法治分散”“德治集中”与“规制强化”三种制度逻辑，可以建构描述和解释这一制度现象的整体性视角。“法治分散”指政府通过支持、补贴系统化声誉机制，在政府集中供给秩序之外提升社会治理效果。“德治集中”指国家借助信息化延伸管控范畴，更直接地进入传统上被归于非正式规范调整的领域。“规制强化”指政府寻求通过新的技术应用和制度安排，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长期性制度困扰。

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三部重要法律，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举措。本文对修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法及议事规则提出若干建议：贯彻落实“三统一”“四善于”精神；改革和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人数；进一步明确委员长会议的性质与职权；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制度；改革代表团、一定数量代表或者委员提出议案的制度；完善会议的公开制度；完善全国人大会议审议工作报告的制度；完善出席会议人数和表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