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来没有远离各种疾病的威胁，在人类历史上瘟疫此起彼伏，不断提醒人类的有限性。人们对于无法掌控的事物总是会心生恐惧，但是人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因此，面对武汉肺炎疫情，我们要积极应对，做好必要防护，问责失职官员，主张信息公开，剩下的就是以坦然的心接受一切，不要因为恐惧而疏忽了自己的日常事务。

公众中对医生的不满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当时，医疗领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导致的医生、医院的过分逐利化倾向引发了公众的不满。随着对医生不满情绪的增加，正面的医患冲突开始出现。2005年前后，这种冲突升级为“医闹”，而且动辄引发几十人、上百人围堵医院的群体性事件，甚至出现“专业医闹”这一灰色职业。近年来医患矛盾呈激化态势，对医生的暴力伤害事件不时见诸媒体。这又迫使医生群体集体发声，捍卫自身生命安全，同时引发了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大众的痛切思考：我们的医患关系到底怎么了？

2020年应该是结构型机会，全面启动注册制改革与沪深两市IPO竞争后，新股会逐渐回归价值，跌破发行价和低价发行后，科创企业的二级市场价值和机会就会浮现，高端技术类型企业在中国将出现了蓬勃之势，再加上“新民企28条”带给头部民营科技型企业的政策红利会越来越多，虽然科创板块整体不足以弥补传统行业的衰落缺口，但经济向下创新向上、质量向上的趋势已经形成，未来几年的结构性机会自然也在这些科技创新类的隐形冠军中产生。

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对于缓解企业经营困境、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有效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等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美两国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价格、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的分析显示，中国要素成本整体仍然偏高，降成本仍有较大空间。必须将降成本（重点是降低制度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宏观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以持续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有效应对内外部发展环境变化。

地方政府对国家气候政策的有效执行是实现减排目标的必要条件。国家做出碳减排承诺并制定国家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后，通过目标任务分解，将国家减排目标自上而下逐级分解和细化到各省、市，城市成为了国家气候政策的主要执行单元。因此，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城市碳达峰是国家实现碳达峰承诺的根本支撑。

从调研看，贫困地区脱贫后主要面临以下问题：第一，如何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政策。第二，如何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第三，如何从源头制定返贫干预政策。第四，如何解决脱贫人口返贫问题。脱贫摘帽是我国贫困地区走出的坚实第一步，但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增强政策的延续性和制度化，完善贫困地区农业保险体系，提升脱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将低收入人口纳入相对贫困监测系统内，防止新生贫困出现。

针对本次疫情，政府反应和防控工作比SARS期间更加积极、沟通也更加透明，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也比当年更有经验。但是，春运期间的大量人员流动无疑会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非常大挑战，病毒扩散情况会更加复杂化。如果短期内疫情扩散没有得到明显遏制，零售、旅游、酒店和餐饮、运输等行业都会受到明显冲击，特别是在一季度到二季度。这也意味着我们目前对一二季度经济增长环比反弹的预测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政府可能会加码政策宽松力度来对疫情带来的下行压力。

面对目前形势宏观政策无疑需加大稳增长力度，学界和决策层对此存在相当共识，“保6”分歧更多表现为采用什么措施稳增长与促增长。就世纪之交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经验与两类潜在增速角度看，在肯定总需求管理政策必要性前提下，还亟需加大与激活增长潜力相关领域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力度，加强深化对土地、户口、城市化、民企等特定领域已实施改革举措，使之提升集成为新一轮更具系统性的改革突破，推动经济运行尽快摆脱下行压力并迎来新一轮内生宏观景气增长。

虽然乡村旅游的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但是产业机会并不是均质分布在所有的农村中，而是汇聚于一些特定的区位的农村地区，即大城市周边距离市中心不远并且具有独特观光价值的极少数农村。这当中存在两个重点：其一，城市的经济体量要足够大，才能培育出相应的市场需求，在中西部地区，至少需要地级市以上的城市才具备这一条件；其二，想要做乡村旅游开发的村庄必须要具有一定旅游价值，并且距离城市较近，交通便捷。

教育部推出的“强基计划”，要求以高考成绩作为进入计划的门槛条件，有舆论把这解读为“回归高考”，还有的则认为这是自主招生的倒退。这显然还是受“自主招生就要自主考试”的影响。实际上，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关键要“教招考”分离。“教招考”分离是指中学自主教学，考试社会评价，高校自主招生，自主招生的高校并不需要自己组织考试，尤其是笔试。统一的笔试完全可以作为高校评价学生学习能力的重要指标。 我国的高考改革，不应该把精力用在考试改革上，而应该用在招生、录取改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