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凤伟
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
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造就了农民工生存的具体情境，这个情境存在着诸多共性，经久不衰的“打工经济”，是农民工创业者进入城市的前提和基础。而伦理导向下的“理性小农”，使创业者的行事原则既有现代理性的特征，也保存有乡村伦理的特性，各种微观与宏观环境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一是统一政策标准,分企审批,即制定统一政策标准,使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些重要事项有政策标准作为依据,同时每个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必须上报国资监管部门审批。二是统一产权管理,建立统一、开放、规范、高效的产权交易市场,严格执行产权交易进入市场制度,加强产权交易的监管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管,确保做到混合前公平评估、混合中阳光操作、混合后规范运营。
李永萍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政策
慈勤英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两头走”作为一种新的婚居模式开始在部分农村兴起。基于江汉平原的田野经验，发现 “两头走”是农民的实用主义逻辑的折射，它由农民的家庭人口结构、人情维系之需要以及家计模式等多种因素共同塑造而成。但“两头走”这种流动式婚居模式也导致了代际关系失衡、家庭关系形式化、子代家庭负担加重以及父代养老风险增加等问题。
李冰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信息工程、新经济下的创新与创造、知识产权等,著有《创新实践与社会发展》等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要加强和推进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方法的培养引导工作。与中亚、中欧、俄罗斯及东南亚等地区逐步形成互利共赢机制。从中国不同形式的专利权中，推进“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建设。从“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中汲取力量。
刘宇赤
中共岳阳市委党校副校长、研究员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脱离资源环境保护搞经济建设无异于“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建设搞资源环境保护也无异于“缘木求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霍韬晦
当代思想家、教育家、新儒学家,为性情文化之倡导者;香港东方人文学院院长、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著有《绝对与圆融》《世纪之思──中国文化的开新》等
性情学原是中国传统最正宗的学问，而中国人从来没有把性情作为一种知识来研究，一种可供抽象讨论的内容来分析。因为它就在你的生命中、你的生活中、你的思想中、你的行动中，自然而然，不须质询，一念透入，你就会发现它的存在。若加提问，反而不知所措。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领域:20世纪中国思想史、知识分子,著有《另一种启蒙》等
中国究竟需要一种普遍的人类文明意识，还是特殊的文化主体意识？在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何在，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何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这一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这些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反复回荡的时代主题，依然摆在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
胡月晓
上海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及政策
“十三五”规划或有新的概念、新的名词出现，但是政府的经济指导思想不会因此转变。政府的日常施政行为和经济调控模式，实际上早已蕴涵了经济管理思想——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这个早已存在的经济管理思想显示，中国对进一步的自由化，仍然抱着不确定的态度。
张艳霞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社会保障和婚姻家庭
此次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其实是明显滞后的，其政策效果也许要大打折扣，需要依赖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相关的家庭和社会政策的相应调整。
肖唐镖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政治学和社会学,著有《宗族政治》《村治中的宗族》等
“依法抗争”与其说是抗争的手法和策略，倒不如说是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作为抗争的手法和策略，依法抗争存在内在的冲突，它既可能是非暴力的也可能是暴力的，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未必是真正的“合法”。这种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界之间的策略性抗争，难以说是真正的“依法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