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苏苇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公共政策模拟与仿真实验室主任、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双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交通经济与政策、城市交通管理
由于各个城市个体机动化业态存在较大差异，在网约车快速推进中，传统出租车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最后的产业格局也将大相径庭。一些城市的出租车行业或被网约车取代，另一些城市出现新旧业态“平分天下”的局面，还有的城市回归传统出租车市场。这亟需各级政府“由上至下”制定新的准入和交易规则，进行合理引导和有效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推动出租车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沈建光
FT中文网专栏作家、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
今年去产能任务艰巨，但能否有效推进，不仅需要财政、金融方面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一揽子市场化改革措施的配合。坚持依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政府对资源和生产的强大控制和影响，加快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严格破产退出制度，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作用，化解产能过剩的痼疾。
李菊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知识产权法,著有《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等
陈红
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植物新品种保护处副处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种子法》修订过程中，不少人基于品种权侵权普遍的严峻现实，提出应强化品种权的保护力度，对品种权侵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以遏制品种权侵权严重的发展态势。对品种权侵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是一项非常严厉的处罚，应当十分慎重。
谢鸿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民法总则、物权法、普通法、德国法、法律与社会理论
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就是在总结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实践经验基础上、根据农村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目的是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
刘仁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死刑的全球视野与中国语境》等
王栋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干部、法学博士
这四种分歧意见的焦点主要在于公安交警部门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是否可以直接对应于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认定；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性质和作用；前车司机曾某逃逸的行为能否作为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事实依据，他未按规定在车身尾部粘贴反光标识的行为与追尾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凤凰国际智库城市课题小组
执笔:李江、潘子杰
创新，是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梳理、总结深圳、北京、青岛的城市创新经验，可以给其他城市的创新事业提供如下几点意见：市场化的制度是城市创新的根本基础。市场化的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比较成熟的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确认、保护、交易制度。没有明晰的产权，一切市场化措施无从谈起。二是保障、鼓励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法规制度。只有要素自由流动，各取其利，才能最大盘活既有人、财、物资源，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潜力。
侯万锋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通过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模式，以“多元主体、多元平台、多元服务”为基本架构，是实现民族地区“建立现代社区治理体系，构建社区良性社会生态”治理目标的现实路径。
黄文政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人口学者、专栏作家,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梁建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作家,研究领域: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著有《中国人太多了吗?》等
纵观人类历史，对技术进步导致人口过剩的担忧早已存在，但从未构成现实的问题。长期来看，人类社会不仅人口越来越多，就业也越来越充分。自动化并未造成长期就业困难，更未导致人口过剩。
姚远梅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英帝国史和南亚问题研究,著有《困境与反应:英国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
阿巴边界"黑洞",是指阿巴国际边界杜兰德线存在理论与现实间的严重错位,以至于阿巴边界产生巨大安全漏洞,无法填补,且是庇护反政府势力的天堂,犹如黑洞。它根源于英国殖民者建立的英属印度西北"科学边界",成形于巴基斯坦基于杜兰德线建国,影响深远。阿巴边界矛盾爆发,阿巴政府分别择时利用"黑洞"对反政府势力的庇护功能,培植对方敌对势力,与此相应,它不但使得"普什图问题"和"俾路支问题"成为巴方痼疾,而且导致苏美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以及塔利班等极端势力的兴起。当前,"黑洞"正向中巴经济走廊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在"西线"与"东线"之争上。
张海波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公共安全、社会风险、社会矛盾、社会治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著有《中国转型期公共危机治理》等
化解社会矛盾既需要推进阶层结构转型，壮大中间阶层，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减少阶层之间的对立，也要推进治理结构的转型，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司法体系与行政体系之间的关系，重塑司法权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