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多方面复杂因素影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运行中仍然面临不少问题与挑战，主要包括：一是碎片化特征突出，且公平性不足。二是部分项目的保障功能不足。三是部分保障项目面临较大财务压力，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四是管理水平仍然不高。比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统筹层次仍然较低，携带性差等。五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是以政府保障为主，社会力量和市场作用发挥不足。总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与人民群众诉求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必须进一步改革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和法治体系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检验。我国疫情迅速向好，经济恢复得也较快，对本次疫情防控中表现出来的风险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广大人民群众予以认可，国际舆论也普遍予以好评。但是，回溯疫情防控全过程，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操作层面，我国仍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我们须臾不能自满和放松，尤其是对法学界，国际、国内需要应对的问题和挑战还很多，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最终都是法律问题。

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对香港的国际地位不大可能造成直接冲击，但总的看金融影响大于贸易影响。就贸易而言，由于中国大陆经过香港的转口贸易的份额一直在稳步下降，美国的相关举措尚不会影响中国进出口的关税水平。但香港原本拥有复杂的金融通道，美国此举或使其金融融资渠道受限。一方面，大量大陆企业通过香港投融资，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将导致香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人民币多通过香港处理跨境外汇交易，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将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面对的特殊挑战，是劳动力更充分流动和融合受到了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羁绊。鉴于此，在新的发展阶段保持和扩大社会流动性就会遇到一个悖论：一方面，实施再分配政策需要政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改革的对象同时也是政府执行的现行制度。从以下方面着眼和入手推动政策调整，可望打破这个改革推动者与改革对象同为一身的两难。一是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普惠性，逐步剥离及至彻底割断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关联。二是强化中央政府对户籍制度改革相关成本的支出责任。三是善公共财政体系，把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动机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激励。

形式主义是社会治理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但如果发展到严重地步，成为影响治理效率的突出问题，恐怕就需要从管理模式以及理念上找找原因了。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看，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与“顶格管理”模式及其理念有关。“顶格管理”带来的主要问题：一是会推高管理成本，二是因缺乏操作的灵活性，会降低政策的适应性，导致工作难以真正落实。明明做不到，又强制要求，于是现实中就只好应付，“形式主义”就这样出来了。按基层干部们的说法，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逼出来的。

财政赤字货币化”不等于“财政主导”——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主导权如果在财政手中，它就是财政政策；主导权如果在央行手中，它就是货币政策。后危机时代需求不足的宏观环境下，央行越发需要借助财政政策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在理论上，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从货币政策操作思路中提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设想。因此，用反对“财政主导”来反对“财政赤字货币化”是难以立论的。

城市因人民而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并确立城市存在的基础范畴，人民的城市权利则构成了城市存在的核心价值。只有在城市空间中，利益的表达、权利的聚合、自由的汇总以及社会的多元才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权利的种类和内容才有可能渐次得到更新与发展，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从文本到行动、从理念到现实的有机协调。认真对待城市权利将成为我们构筑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以及法治发展三位一体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

海南自由贸易港地位的确立，为海南带来了巨大的政策利好。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总体方案》中明确的政策已经为海南的腾飞做好充分的保驾护航。海南要想在政策利好中更好地起航，还需充分认识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思考和探索如何更好地加以突破和突围，而这正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的使命所在。

MMT的一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十年很有启发。而展望未来十年，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接下来将是一个继续低通胀的时代，还是高通胀的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决定许多事情，包括主流理论和MMT的预测能力孰优孰劣。从人口结构、财富分配，以及历史常态来看，低通胀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但历史也不断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永远充满了意外。

仅仅依靠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改革，从中获得的GDP增长潜能，两项相加，年均也仅在0.5个百分点上下，未来经济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概率非常小。但是，如果对土地进行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土地要素盘活和资本化产出，在2019到2035年间，其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低方案在1.30%到1.51%之间，高方案在2.2%—2.53%之间。其中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增长潜能占总改革增长潜能的60%到70%。这样就可以在未来15年时间里，实现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而概率较大地进入发达国家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