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陈兵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普通法与比较法、竞争政策与法、消费者保护法、农业产业政策与经济法
当前我国政府管制过程中尚存在角色行为失当、权力约束失衡、责任追究失位等弊端，实行负面清单模式可进一步推动以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行政审批、破除行政垄断等为重心的政府管制法治化改革与创新。与此同时，也应高度警惕政府管制改革和创新过程中，尤其是负面清单模式的推进给国内市场可能带来的管制脱序风险与反竞争威胁。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致力于村治研究,其学术团队被学界称为“华中乡土派”,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正是农村的存在，正是土地在农民手上，农民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获得了在城乡之间进退往返的自由空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再是剥削农民的结构，而是对农民的保护。这一保护性结构是中国社会结构至今仍然可以保持巨大弹性的关键。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长期从事交通运输、物流和产业经济领域的政策研究
目前看，尽管我国推进的大部制改革尚未实现前述的“大健康部”的畅想，但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目前的部门设置已经极大优化并提高了行政效率。事实上，这正是《意见》能够对三医联动改革推进、部署近30个部委办局职责分工的前提所在。尤为值得强调的是，《意见》统筹部署并协调不同部门间共同推进改革分工，意在填补管辖留白，提高办事效率。
彭岳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著有《贸易补贴的法律规制》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共享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以互联网专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冲击着传统出租车行业，引发诸多规制难题。对于“互联网+”这一新兴业态，规制者不应简单地将之视为传统行业的互联网化，并依据全有全无的规制策略，以类比方式施加传统规则。为鼓励市场创新，规制者应践行《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回应型规制策略，探讨规制的深层理据和价值，减少行政干预。
赵晋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经济、对外经济政策和跨境投资,著有《后危机时代的中韩经济关系》等
一些人试图将全球经济的新困局归咎于中国经济放缓的拖累，甚至认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和中国进口下降有关、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举措导致了其他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等等。这些观点的持有者显然严重缺乏对近年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影响的客观认识。
宋华琳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比较行政法、行政规制法、食品药品法
跨国公司通过参加座谈会、听证会，直接接触行政官员，接触行政机关及其事业单位，通过对专家及传媒的利用，通过对公益事业的参与，来对政府规制体系施加影响。跨国公司日渐成为中国行政治理网络的一部分。应建构开放、反思、多元的政策形成程序，强化对规制政策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论证，规范跨国公司和行政部门的联系。
马家曦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法院作为国家的机关，其职能离不开组织管理的存在。但在逐步摈弃僵化的传统行政管理方式，广为提倡“法官自我负责”的今日，院长的作用就需要重新界定：无论是仅强调其法官身份，还是仅突出其行政管理者的地位，都失之片面，需要结合两者于其一身。而德国法院组织法对院长的“二元身份”的界定，和法官自治取得了较好的结合，对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资源与环境、人本发展理论、宏观经济和中国走势等,著有《中国改革新思维》等
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人口自由流动的障碍，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尽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养老、医疗卫生、低保、公共服务等制度；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推进行政区划制度改革。
傅虹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访问学者
过去几年的公立医院改革效果不明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改革措施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虽然政策文件对公立医院改革进行了全面的部署，但在落实中，改革措施往往只是单兵突进。
黄炎华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
加拿大作为我国腐败犯罪嫌疑人的最大逃匿和转赃国家之一，是我国加强境外追赃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我国的刑事没收制度、反洗钱法律制度、犯罪资产分享制度等尚不完善，同时加拿大作为赃款赃物的“净输入”国家，怠于承认或执行我国的没收令。
冯之东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联合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如何改革，是当前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重大问题。而落实司法责任制则是这一问题中的突出难点。地方法院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局部改良及其成效和不足，成为准确定位审判委员会制度、科学评估司法责任制落实状况的注脚。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政治哲学和宪政理论、空间法理论,代表作《自我意识论》等
我们古典的东西，就不能叫做宪法，它们只是具有宪法的颗粒，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我们不能把中国的宪法史等同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史，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史始于晚清立宪。正是对中国宪法史有了如此之界定和定位，我们才选取编译了西方六国现代立国法政文典，通过回溯西方六国早期现代建国历程，发现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宪政原理，以为资鉴。
吴晓灵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著有《新一轮改革中的中国》等
发展多层次的信贷市场与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都是健全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有选择性地开放存款市场，完善银行业法律体系，鼓励所有的信用工具和信用中介都能在正道上参与信贷市场发展和竞争，有助于形成对称性、多层次的信贷市场体系，缓解社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促进经济稳健发展。
王一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区域经济,著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等
新一轮转型的核心环节是提升要素生产率，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成功完成新一轮转型，关系到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使中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换。
仲启群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公共政策方向法律硕士
在中共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后，民主化压力给党管干部原则带来严重挑战，这一挑战在理论上表现为列宁式政党的集权性和民主的放权性之间的张力。为全面回应这一挑战，在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探索出“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等一系列竞争性的干部选拔模式。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