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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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夏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国家所有权是近来学界讨论的热点，许多学者开始从公法角度探讨国家所有权，并主张宪法上“国家所有权”的存在。但这种观点并未认真从基本权利主体角度加以反思，未深入理解宪法财产权的社会本质，也未从我国宪法的文本、结构以及历史变迁角度对“国家所有”条款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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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俊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化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课题组
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涉及行业多、覆盖面广、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等特点。随着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结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快速发展，占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不断上升。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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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英俊
广西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公共事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与日俱增，政府治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作为回应公共治理需求的治理新思维，合作型政府因其对解决公共问题的创新性而大有成为公共治理潮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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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晓华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的四个新红利正在积蓄之中。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是因为对很多中国经济过去的红利在消失、在弱化而产生的，但是在这边我想提醒大家，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四个新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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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从需求的角度，高投资过去一些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大概占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计可以解释中国投资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所以形象地说，高投资要触底，是三只靴子要触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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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鹏
盘古智库理事长
李玲飞
盘古智库学术秘书
中国未来城镇化一定要在乎“里子”，而不是在乎面子。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中国还有数亿低收入阶层群体，他们要进入城市，不可能像企业家生活在CBD区域一样来看待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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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
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代表作《三农问策--走出制度困局》
农业现代化追求的不是单一的经济目标，而是五大目标同时推进，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集合目标。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够明白财政支持农业现代化从哪儿入手，怎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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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雷德曼讲席教授、副院长、经济系主任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成了企业的保护者。虽然并不是对每家企业，但是大部分地方政府对大部分企业来说成了保护者，也成了它的帮助者和推动者。尽管我们普惠的制度化营商环境还不完善，但是地方政府有能力和动力为某些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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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是不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释放完毕呢？并非如此！我们认为广义的人口红利包括数量人口红利、结构人口红利和质量人口红利三个方面，十三五期间都有重大红利空间可供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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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江大学法学院讲师
杜云素
长江大学法学院讲师
中国传统村落形成了“国家—士绅—村落”三者互构的治理模式，其实质是共同体。虽然当前国家和市场对农民的影响日趋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村落的终结，而是实现转型，从传统封闭自律的生产生活共同体走向现代开放自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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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军
安邦集团合伙人、副总裁、研究部主管,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缅甸近年来的政治改革带来了这个长期封闭国家的急剧转型，也使得中缅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而，对于中缅关系的变化，中国似乎还没有找到与新的缅甸的相处之道，中国众多的官方智库也没能提供足够清晰和前瞻的战略研究。在我们看来，中国需要全面调整中缅关系的坐标系了，要以新的心态和策略来与全新的缅甸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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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学、公共管理、思想政治教育,代表作《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
本文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逐一比较上述词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中的不同含义，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本质差别，从而彻底揭露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虚伪，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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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得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比较政治、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政治心理、政治传播
王丽娜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本文以4000多份网民的问卷调查样本为依据，对中国公众的左、右意识形态立场的现状、特征及其起源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随着信息源日益多元，个体内在的威权人格相对于外在的信息而言，对个人意识形态立场形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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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股权众筹、互联网+众筹是“毛细血管”，只有对这个“毛细血管”进行改造，你才能改造这个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才有希望。我认为这是一个机遇，深圳是改革开放二次改革的最前沿，希望深圳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为中国的二次改革，为金融一百多年来的改革，甚至为人类制度新的文明，我认为这是第四次文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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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晖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黑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西方美学、审美文化研究,著有《视觉形式的美学研究》
新俄罗斯电影并非通过外在和他律的方式来实现其审美力量，而是通过“润物细无声”的启悟和反思，通过特有的自律性的审美形式和民族语言，达到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从而提升其国家软实力，最终达到重建“大俄罗斯”国家形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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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代表作《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等
对盈利的国企还要不要深化改革这样一个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从紧迫性来看，恐怕现在也不亚于90年代上一波国企改革的那个时代环境，因为从机会成本的视角看，当下盈利的国企如果不深化改革，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妨碍国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那些实际问题，代价将不但是一个经济部门的，也是国民经济全局性的；不但是经济的，而且还是社会的和政治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