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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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
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2014年以后阶段性进入供给老化阶段。商品房库存不断增加，钢铁、煤炭全行业亏损严重，传统车市风光不再，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更是全面过剩，就连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也在政府的扶持下迅速进入供给老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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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超波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廖欢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制度创新是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注重制度创新。当前，主要是要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和社会矛盾调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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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
正在北京举办的2015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可谓人气爆棚，机器人大会之所以被高层和经济界人士关注，不仅在于机器人终端消费领域的扩大，更重要的是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生产是开启中国制造“工业4.0”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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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社区商业发展的理念和定位经过了从单纯购买商品便利，到享受生活便利的发展过程。但是，近年随着城市人口老龄化的急速发展，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的养老模式对原有社区商业的定位、模式和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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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墨涛
国家行政学院博士
吕毅品
基层政府要有“挖空脑袋也要处理好问题”的决心和气魄，不断满足群众合理合法的生产生活需求，力避治理违建却伤百姓利益、伤群众感情的事情发生，对待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力求公正，在合法合理的利益面前求得“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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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从长远效应看，环境保护自然不会有损经济增长，而且，不仅无损于经济增长，很多研究都证明，在某些发展阶段，环境保护恰恰还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尤其是有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包括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等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此而言，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显然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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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圣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作为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并列的第四个重要的经济区域，中三角如何以生态文明为抓手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生态协同发展，需重点关注。通过研究分析四大经济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排放强度，笔者认为当前应重点平衡三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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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菊
大连市委党校应急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发达国家一直以来非常重视提升民众的危机意识和应急能力，并把这项工作当作是应急管理工作中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来抓。以美国、德国为例，有以下几条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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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通过分析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数据，结果表明，和与他人居住的老年人相比，独自居住或住在机构中的老人更易持有消极情绪。而良好的代际关系能促进机构中的老年人的积极情绪并削弱其消极情绪，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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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亚云
国际法促进中心公共关系负责人
何佳伟
“哈佛国际法和武装冲突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毅强
国际法促进中心执行主任
数据显示，93%受调查者肯定了国际法对于中国的意义，70%受调查者认为中国的国际法强国之路还需加倍努力，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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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调研综合处处长、中国知名“三农”学者,著有《农民权利论》、《农民、公民权与国家》等
过去，我们把主要精力用在经济建设上，而对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明显重视不够，造成农村整个社会结构的失衡。在一个社会结构严重失衡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善治。推进乡村治理精细化，必须把农村的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提上更加重要的日程。要在法治的轨道上，全面深化农村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鼓励发展多元社会组织，重新激发社会活力，调动农民群众伸张正义、反对腐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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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龙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发展政治学、政府经济学、区域公共管理、西方政治思想,著有《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等
经济发展、市场活动不是按照行政区的划定范围开展，而经常是跨行政区进行的。这就要求重视并切实提升区域的治理水平，推进区域治理现代化，更好地协调各方利益。区域政策作为区域治理的主要工具，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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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林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教授
防治涉农腐败需要建设系统工程，其中“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根本要求，也是最有效的制度设计。加大惩处力度，形成高压态势，刹住高发势头，是治理涉农腐败的当务之急。重点抓住“关键少数”，加强对村干部的管控与监督，加强对有抱负理想、有廉洁操守、有治村治乡能力的干部与乡贤的培养，是破立并举的得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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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执笔:栾大鹏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后，中央持续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出台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一方面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基层干部拥有了更多的对资源和要素的支配权，进而使得基层干部所可能寻租、设租的空间较之前变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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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世南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国家治理的根基在乡村，治理涉农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斩断“蚁贪”的手脚；以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堵塞“蚁贪”的通道；以农村法治型党组织建设铲除“蚁贪”的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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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璟
江苏开放大学
法治除了规则之治的宏观层面之外，还存在一个微观层面：即法律规则向个体习惯转化，获得民众习惯的支撑。法的本质和习惯的天然亲和力为法治习惯的养成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具体的法治实践中，需要将习惯融入立法之中，培养新式公民，发挥社会精英的示范作用，让规则获得习惯的支撑，让规则真正融入民众生活和个体心灵，从而实现社会法治秩序的微建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