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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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华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网络舆情、公共政策,著有《新公共政策分析》、《外债与社会经济发展》、《解码网络舆情》等
骆毅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
“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应在开放性和合作创新两个方向实施治理的转型，以促进社会的“善治”。社会治理转型的关键，应从五个方面来具体实施，包括：社会治理理念的变革，政府的职能转变，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防护，利用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着力推进“互联网＋”时代的法治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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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慧萍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问题研究所教授,研究领域:德国及欧盟研究
德国在二战后能够迅速崛起，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选择了正确的发展路径，融入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之中。此外，均衡的政治经济秩序、反思克制的政治文化以及积极的公共外交所带来的软实力提升，也是德国崛起的重要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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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岐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俄罗斯政治,著有《列国志·俄罗斯文学艺术》等
从目前所具备的条件因素看，俄罗斯无疑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从长远历史的角度，俄罗斯依然需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实际上意味着需要实现两个超越：既要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也要超越俄罗斯几次“追赶型”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恰恰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的发展存在较多变数和较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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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宇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研究领域:美国政治与外交、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关系、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关系、美国大选等,著有《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与实践》等
优越的地缘安全环境与难得的时代机遇为美国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客观条件；相互制衡的政治文化与制度优势，独特的政治思潮与精巧的国际战略谋划，是支撑美国大国地位的主观条件。未来，只要这些因素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还将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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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著有《劳动经济学——当代经济体制的视角》等
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要让供给和需求相匹配，在结构调整中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改善人民的福利。笔者认为，当前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空间不匹配”问题，供给侧改革需要加强供求的“空间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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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荣
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从全国来看，这就成为要解决的“三个1亿人”问题，即促进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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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著有《劳动经济学——当代经济体制的视角》等
思考一个国家城市化的问题，要思考城市人口在哪儿放的问题：人口是放在小城市更加有效，还是在大城市更加有效，更加节约资源？答案是大城市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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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航英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本文认为围绕农业生产的四个主体以及他们之间资源流动关系的出现，正在从根本上重构中国的农业生产格局：小农经济正在加速解体，新的资本化农业将取而代之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四个新型农业主体正在分化成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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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军
安邦智库高级研究员
当前中国农业面临诸多矛盾和难题，而问题的“病根”都出在中国农业的结构问题，以及一些扭曲的农业政策问题。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延伸至农业领域，就必须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供给有效性，增强市场配置农业资源，才能推动中国农业提质增效，从根本上破解农业发展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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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凡
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央地方的统筹协调，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可复制可推广”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协调处理，与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对标等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还存在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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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成
清华大学工程管理硕士教育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
2016年，无论是市场带动下的企业自主并购还是国家推动下的央企被动并购，并购的强度、广度都不会降低，中国的物流企业并购及其带动的物流业发展也会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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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大勇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高等教育、比较教育、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
马陆亭
专题主持,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导,从事高等教育发展与管理研究
协同创新理念的兴起与经济全球化、知识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企业组织应用比较广泛，逐渐扩散到其他机构，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在我国推进协同创新的进程中，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已开展的协同创新实践，在心理层面上去除约束，在制度设计上去除障碍，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继续进行完善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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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新的经济结构形成是增长的新动力，增长转型关键取决于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经济转型趋势不断破题发力，以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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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浪
政见观察员
研究者首先从“守法”角度分析了作为被监督方的国企和民企。他们认为，一家企业在选择守法还是违法时，需要综合对比企业运营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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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民
国家信息中心公共技术服务部主任、国家政务外网工程办公室主任
吕品
互联网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地位已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互联网所代表的新兴科技力量将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新引擎，对于未来GDP的增长和产业升级发挥重要的拉动作用，中国将全面步入“互联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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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五大政策工具包，既是中国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法宝。客观地讲，每个政策工具包对实现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是能够对症下药，破解各自难题，以确保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轨道，但与此同时各自也都有政策的局限性，政策效果的有限性。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