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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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鲁江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转型及结构调整,著有《国企改革30年》等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取代行政控制手段的主要的方式，就是契约化。现代市场经济就是契约化的经济。在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中，以契约化方式作为构建新体制的骨骼支架，是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和运行要求的，也是国有企业市场化、资本化必然要采取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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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连营
郑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著有《和谐社会的宪政之维》等
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监督机制是立法法中有着密切联系的两项重要内容。新修改的立法法试图通过对立法权限作出划分，以使各立法主体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规范、有序地进行立法活动，具有进步意义。但无论是修改前的立法法，还是修改后的立法法，对地方立法的范围始终持一种虽放仍收、虽授犹控的审慎心态，存在一些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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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士光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补短板”是今年上海市委的一号课题。顾名思义，补短板就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把工作中的不足、弱点加以改进和提高。补短板的过程也是补“精神短板”的过程，或者说要补好短板，首先要补好治理者的公共精神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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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如果说2010年之前全国的房地产市场走了一轮全面普涨的大牛市的话，那么，2011年之后只能说是结构性牛市了。因为随着流动人口增速的下降，房价受资金面的影响开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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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元文
新闻观察员,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副局级组织员
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需要做好国家层面上的战略规划，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养老需求，创新理念，大胆实践，积极推进养老方式的多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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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倩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大城市出现的“城市病”与东京在不少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借鉴东京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创新合作形式、治理理念与顶层规划，有助于妥善应对城市社会治理遭遇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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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清
深圳行政学院教授
在城市人口高密集、高流动、交通拥挤、事故隐患等不确定的风险源无处不在，安全运行风险剧增的背景下，有必要全面构筑具有前瞻性的城市风险治理体系，降低各类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提高城市的安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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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著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
如何在分散的个体经济之上重建一个组织，是当代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使命。组织本身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提高农村对城市谈判能力的唯一途经，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新农村建设确定为组织建设的原因。什么叫做组织？关键是要确定这个组织的有效性，权威的形成，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文化机制来保障。没有文化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的组织建设，而没有组织建设，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建设。单靠我们政府和财政的转移支付，把八九亿农民背进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在我看来，不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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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满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高级经济师,主要研究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及政策、区域经济等
正是基于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实际，我国政府新一轮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一国范围，明显带有“国际化、全球化”视野，对全球经济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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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两类公司承担着实现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资管理体制、减少政府对企业过多行政干预、让国有资本更具流动性等多重改革任务，其设立和运行备受关注。此项改革要做到“五个防止”，一是防止将现有集团公司简单翻牌为投资运营公司，这需要对集团公司的功能定位和业务结构进行大调整；二是防止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被虚化，这需要清晰定义两类公司与国资委的权责边界，要对两类公司充分授权；三是要防止两类公司回归行政化，这必须通过现代的公司治理来保障；四是防止形成更大的垄断，不宜在同一行业组建一个投资公司，要鼓励不同投资公司对单一国有企业分散持股；五是防止与资本市场相冲突，要透明运作，在其成立时就坚持按上市公司标准进行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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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长期从事交通运输、物流和产业经济领域的政策研究
我国铁路已初步实现政企分开，铁路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改革任务并未完成，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必须在新时期通过深化改革来着力加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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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黎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系主任、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史洁慧
对外经贸大学商学院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新常态阶段后，一定会遭遇战略瓶颈。从对手的视角看，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定位不仅仅是一个“局”、一对矛盾，更是一种生态。中国要持更大的“大局观”，就是既要解决矛盾，也要保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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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志
安徽财经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宏观金融、金融工程和金融计量
传统的货币政策重视隐秘性，一方面防止公众利用信息进行投机行为，一方面希望通过隐秘性政策获得冲击效果。其理论基础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长期货币中性论，认为公众能充分利用一切有效信息，货币政策的效果会被公众的预期所抵消，只有没有预期到的货币政策才能对经济产生重要作用，预期到的政策会被公众提前消化，公众提前做出反应会使政策无效，因此只有突发性的政策才能起作用，这也是需求管理无效论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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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永祥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本轮资本市场波动中，杠杆交易直接助推了前期股市快速上涨和后期指数暴跌。场外配资来源复杂，包含银证保和信托的结构化产品，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渠道，各管一段的监管机构无一了解场外配资全过程，至今对规模、杠杆率等核心指标仍处于猜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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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茜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改革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针对村民自治严重“空悬”等问题，河池市在自治区率先推行“屯级党群理事会”，以设立在自然屯一级的党群理事会为依托、以自然屯为重心，实现了自然屯与行政村的两级自治探索，有效破解了村民自治的“落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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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万军
西南政法大学县域治理研究中心
治贫先治弱，治弱先培本。基于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实情和中央扶贫政策的新导向，农村扶贫应精准于脱贫主体的培育，增强和提升脱贫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内源式发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