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都是建立在利率为正的假设上的，负利率摧毁了银行在过去三十年来建立的各种利率模型，迫使银行更新模型、重建系统，做各种测试，并对利率衍生产品市场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负利率现象持续下去，而且范围扩大，将会颠覆全球金融市场的基石，甚至可能导致全球银行系统崩溃。
在中央“三去一降一补”的既定政策框架下，国务院的政策重点正逐步放到“做加法”上，并明显反映在基建等巨额投资上。在稳增长的现实需求下，今年中国经济政策转向更注重“减加平衡”，这一政策实施中的重心调整，将会配套政府资源投向的变化，并以此带动更多经济资源的配置。
越来越多的国外主流财经媒体开始预期中国经济有趋稳的迹象，在中国经济低迷时期，这样的看法转变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可能会影响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此前采取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简政放权措施，似乎开始起到一些成效。但一些结构性问题依然很严重，需要花大力气去改革调整。
用提级别、增待遇等方式换取50岁以上官员提前离岗的做法在多个省份出现，背后的原因是改革压力和现实利益让部分官员退缩。这种做法浪费了人力资源，也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并可能成为寻租腐败的沃土。党在用人方面更强调的是真抓实干、勇于担当，并没有刻意强调要有一个确切年龄限制上的“年轻化”。
截至去年底资管市场规模已达93万亿元，2020年预计将达174万亿，但刚性兑付成为了资管市场发展和转型的“拦路虎”。要打破刚性兑付，关键是使基础资产的收益与风险真正过手给投资者，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丰富资管产品谱系，并完善金融立法、统一监管标准、实现穿透监管与信息披露。
有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人预期人民币在未来5-10年内会成为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的重要竞争对手，而港元前景将会有限并最终被淘汰。也有业内人士认为香港具有透明度较高及较完善的体制支持其货币，而大陆的金融体制仍处於发展期，港元仍是两者之间的首选。即便港元角色会淡化，不会消失，主要是在本土使用。
中国近期放宽了QFII投资额度上限以及缩短资金锁定期，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外资进入A股市场的两大问题，即额度分配以及资本流动限制，这也让MSCI今年宣布纳入A股的可能性明显提高。目前全球1.7万亿美元资金追踪MSCI新兴市场指数，如果按1.1%的权重计算，预计将触及187亿美元的资金。
去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跌破4万亿元，同比下降21.6%。国家更强调对建设用地采取总量控制和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使地方政府出让土地变得更加理性，土地收入增速下滑将成为一种“新常态”，地方收入依靠土地财政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下一步，地方政府需要重点思考如何寻求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
国务院明确了今年医改的重点，主要包括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由100个扩大到200个；在全国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健全补偿机制，新增试点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推进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中间环节加价透明化，患者可自主选择在医院或零售药店购药；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结算。
发改委公布了光伏发电扶贫实施细则，2020年之前在3.5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进行。具体将以整村推进的方式，保障200万建档立卡无劳动能力贫困户每年每户增加收入3000元以上。细则强调保障扶贫对象每年应获得稳定收益，地方政府可整合产业扶贫和其他相关涉农资金，统筹解决光伏扶贫工程建设资金问题。
工行亚洲董事陈爱平表示，一带一路基础建设的融资需求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早就指出，中国没有足够资源同时推进“一带一路”，实际可动用的外汇储备并不多，要集中资源搞好“一路”建设，稳定新疆，发展中亚。地缘政治要求我们必须放弃一部分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愿景。
由于近期信用债违约案例增多，中央将开展企业债券本息的兑付风险排查工作。2014年至今已发生12起公募债违约事件，今年更是有山东山水水泥集团、广西有色、南京雨润等多个违约案例出现。今年国内公开发行的信用债违约事件将进一步上升，特别是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将因缺少政府支持而成为违约风险高发区。
台湾金融业发展程度更高更密集，最近建立的“场景金融”模式，强调将银行从一处场所变成一种行为，无论是线上申贷、扫码支付、信用卡支付、金融行为无处不在，但却没有一处出现银行。场景金融无疑是一种金融互联网的创新，也是一种新生的概念，对于中国内地银行业下一步转型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商务部发布了迄今对朝最严厉的禁运清单，禁止自朝鲜进口煤炭、铁、铁矿石、黄金矿、钛矿、钒矿及稀土矿物，禁止对朝鲜出口航空燃油。这发生在习奥会之后，被认为是中国借此表达在核武器及导弹开发问题上的对朝强硬态度和决心。但禁运清单不包括民生用物资和人道主义物资，也体现了中国的灵活性，避免朝鲜发生人道主义灾难。
中储粮总公司正在实施对中储棉的整体收编，中储粮的政策性收储农产品将扩展至粮油棉。安邦认为这是央企以合并代替改革的路子，问题的核心在于储备制度是否会有进一步的改革。目前的储备制度对市场失灵的判断依据不强，随意性较大，还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今后的储备政策必须更贴近市场或更具有可预见性。
80年来我国一直维持“胡焕庸线”（此线以东人口约为中国总人口的94%，国土面积）大体不变。李克强总理的破“胡焕庸线”之问，并非要在人口上一定打破此线，而是要通过新型城镇化发展，解决东西部发展中经济差异和投资效率差距过大的问题。历史和现实都让这条线具有高度稳定性，我们不能用人定胜天的思维来强行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