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既是金融危机十周年新的开端，也是2010年代的结尾，在这个重要时点盘点全球风险问题，显然需要从金融危机以来的中期视角展开。截至目前，全球减速分化的问题自金融危机以来未见显著改观，这不仅体现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而且发达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内部也出现分化调整，当前世界主要国家不但未能延续金融危机以来抱团取暖共度难关的方式，而且还诉诸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全球发展前景备受担忧。

如何深入评估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挑战，既是促进全球宏观稳定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国际经济环境演变趋势的重要视角。虽然金融危机至今不乏新的事件及热点难点问题，新的风险挑战难以回避，但全球既有的风险挑战也仍然存在。

全球经济延续金融危机以来三个不变的风险挑战

回顾金融危机期间，世界主要国家面临着经济减速甚至衰退的压力，超常规刺激措施成为G20等全球多边治理机制共同倡导的政策重点，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力度空前。然而，超常规意味着突破常态，甚至偏离基本的理论规律，这种政策往往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或者后果。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突破常规的政策并不少见，虽然业界及其他部门都表达过对潜在问题的关切，也警示相关理论应该重点关注危机应对举措的非常规特征，尽管有些国家采取措施力促相关政策回归常态，但仍然有不少非常规政策仍在延续。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经济难以回避金融危机以来超常规措施所滋生的内在风险问题。

风险一：世界主要央行资产高位运行问题未见改变，金融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所滋生的泡沫化等潜在风险突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应对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减速成为突破常规的最具亮点的政策主张，利率为零通常被认为是货币政策宽松的底线，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利率降至零之后还继续通过大量购买债券方式向市场大规模注入货币，欧洲央行及日本央行还推出了负利率的政策实践，结果是全球市场流动性大幅扩张，截至目前，全球四大央行资产跃升至金融危机之前的两倍以上，表明危机至今全球主要央行投入的货币总额已经超过危机之前所有时间投入的货币总额。如此大规模货币投入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至今理论界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推测。尽管美联储计划通过缩表等方式促进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但美国经济放缓预期促使美联储重启宽松进程，在全球经济仍然面临减速分化背景下，央行宽松政策逆转未能出现，央行资产高位运行状态未能得到纠正，由此产生的挑战并非简单的泡沫化风险，而是突破常规理论之外的潜在风险可能并不被人熟知，由此产生的挑战难以低估。

风险二：全球减速分化态势未见显著改变，技术革命迟滞风险不容忽视。2008年金融危机被称为百年一遇，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提并论，引发世界各国对于全球经济未来增长动力的担忧。观察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每次危机大多伴随着技术革命，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危机预示传统经济模式面临挑战，倒逼资源大规模重新配置，推动要素资源大规模介入创新领域，技术革命往往更容易出现。但截至目前，新的技术仍然没有出现，这种局面带来的潜在影响日益突出。危机之后3D打印等新的技术形态尚未形成颠覆性创新模式，区块链等新技术仍处于发酵孕育阶段。新技术革命未能如期出现，全球未能重新回到危机之前稳步增长的景气现象，世界主要国家持续减速分化，不平衡问题的加剧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等阻碍开放合作举措的落地，促使世界各国创新合作动力不强，资源跨境流动配置通道不畅，促使技术革命迟滞风险加大，全球新的增长态势不明问题突出。

风险三：高杠杆问题未见显著变化，世界主要经济体债务高企风险突出。全球采取非常规刺激措施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结果是世界主要国家债务大幅度攀升，全球债务规模在危机以来不断创出新的记录，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超过23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欧洲债务危机之后的债务困境仍未见显著缓解。世界主权债务及私人部门债务高位运行是危机以来的常态。如此高的债务预示微观主体还本付息压力的大幅飙升，在全球形势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债务问题的风险显然难以回避。虽然债务负担究竟多大才会爆发危机的问题仍然没有理论的标准，但债务高企一方面会造成微观主体偿本付息压力的增大，另一方面促使微观主体融资渠道面临挑战，预示政府或者企业通过资本扩张渠道推动发展的空间在缩窄，世界主要经济体债务风险较高的风险问题难以低估。

全球经济面临三个新的风险挑战

如果要厘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那就是由危机之初世界都面临减速压力转为当前的分化调整问题。危机之初世界各国经济减速，全球抱团取火、同舟共济，世界主要国家通过G20等治理机制倡导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的模式，这种方式在危机的极端情形下得到多方认可，也有效避免了出现类似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局面。然而，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增长，全球出现了分化的局面，这与危机期间多数国家大幅减速的局势形成了鲜明对比，国际环境和形势变化促使世界各国不再抱团，而且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及逆全球化等现象，全球经济面临的新风险挑战难以回避。

风险四：新技术形态范式改变，去中心化引发技术压抑风险。尽管新技术革命尚未出现，但新的技术范式已经凸显，线上对线下的替代现象日益增强，互联网或者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重要增长点，基于互联网的创新越来越重要，解决信任问题的区块链等技术被认为是未来的重要方向，但基于互联网的创新不仅触及技术领域的变革，更是触及社会治理等模式的变化。特别是区块链催生的去中心化及分布式问题越发突出，这种新模式有助于互联网增信，但比特币数字货币等创新也带来了社会关于货币主权等国家主权的担忧，即绕开集中化监管带来的对国家安全影响的担忧不断升温，诱发世界主要国家对数字货币等持谨慎态度，数字货币是区块链技术的典型应用，缺乏数字货币支撑的区块链可能面临着应用去中心化与货币中心化管理的矛盾，技术突破可能因此受到压抑，这种新的形势增大新技术革命的不确定性。

风险五：中美经贸合作关系调整，全球经济的压舱石亟待重塑。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深化同世界联系的同时也提升了影响全球的能力，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全球贸易大国，中国积极承接全球产业分工，通过制造业及大宗商品等链条影响全球经济，与此同时，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及科技进步等渠道继续引领全球，中美经贸呈现镜像关系的重要特征，有些评论提出了G2的观点，这些都预示中美成为当代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这个角度看，中美构成构成了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金融危机以来中美都出台了4万亿刺激计划，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走出危机的重要因素。然而，当前中美关系已经逐步由危机以来的合作转为摩擦或者竞争，这不仅影响中美两国经济，最终还将影响全球经济，尽管所谓的中美脱钩并不容易，但中美经贸合作的波折已经改变了稳定合作的状态，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亟待重塑的问题日益突出。

风险六：传统治理机制改变，引发全球治理碎片化风险。针对全球经济问题，美欧等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不仅没有找到更为有效的治理机制，反而采取消极的方式应对当下的局面。英国脱欧预示欧盟这个全球一体化样板遭受挑战，全球化波折的挑战难以低估。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多边合作机制不仅无法有效应对，而且其运行机制还遭受美国的阻扰。美国阻扰WTO上诉法官的任命让世界贸易组织名存实亡，特朗普上台之后还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世界教科文组织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等，美国的退群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开放合作机制的担忧。在此背景下，各地区希望通过区域治理机制创新深化合作，东盟十国在倡导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中国倡导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日本携手其他国家推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些机制尽管有助于深化区域的合作，但也带来了巨大麻烦，那就是区域治理机制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多种多样的区域治理机制可能造成混乱，这不仅无助于开放合作的深化，还可能引发全球治理碎片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