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此起彼伏，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商界、政界、媒体的广泛关注。根据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总结，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观点有三种：“威胁”、“捧杀”和“否定”。“威胁派”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模式，将对西方价值观构成威胁；“捧杀派”认为，“中国模式”将会取代西方模式；“否定派”发现中国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①]台湾学者石之瑜和李梅玲分析指出，英美专家们对于中国模式“普遍性”的评价大致可归纳为三种观点：“中国模式”有效、“中国模式”有前景、“中国模式”是威胁。英美专家所界定的“中国模式”聚焦于经济转型及政府作用，深受其价值体系指引。在这样的西方中心论下，“中国模式”的潜在普遍性就成为一种威胁，随之则将影响人们对中国和平崛起可能性的判断。[②]可见，“中国模式”是何物，它将会以怎样的姿态介入世界格局，牵动着各界人士的心弦。

在中国知网以“中国模式”为主题进行搜索时发现，2004年以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总体而言并不是很激烈。2004年5月11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 Ramo）提出“北京共识”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也被认为是“中国模式”的“别称”。[③]也正是从2004年开始，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越来越激烈，2004年到2011年的发文量迅速提高。但是从2011年开始，关于“中国模式”的文章发表量开始趋于稳定甚至减少。笔者认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呈现出三个阶段特点：缓慢增长（2004年以前）、快速增长（2004年—2011年）、趋于稳定甚至有所下降（2011年以后）。尽管各界对“中国模式”进行多方面探讨，但很多基础问题并没有达成广泛共识。由于对“中国模式”并没有统一的理解，导致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也是持续不断。笔者不希冀对“中国模式”的内涵下一个最终定论，仅简单梳理国内外各界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

一、解读“中国模式”——基于不同视角 

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人，对“中国模式”的解读视角明显存在差异，经济学家更多从经济视角解读，政治学家更多从政治视角解读。此外，不同界别的人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也不同。本文将基于不同视角，综合各界对“中国模式”的解读。

（一）经济视角

1.经济体制角度

乔榛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这种新的经济体制核心内容包括：一个用以说明新经济制度合理性的“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个完整的组织架构（中央与地方分权，国家与企业分权）；一个用来配置资源的机制（由计划转为市场）。[④]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如下的解读：“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⑤]王辉耀基于中国的经济模式视角，提出“中国模式”的特点有如下几点：第一，政府强势和集中高效（如制订“五年计划”）；第二，对外开放和学习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质（如学习先进知识技术）；第三，不断修正的形式（如“试点”）；第四，较强的务实性与较快的适应能力（如应对金融危机与经济复苏）；第五，渐变发展过程，稳定国内局势；第六，把握全球化浪潮的机遇（国际分工）；第七，“人口红利”和“出口导向型”经济。[⑥]李猛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复苏是中国经济周期在近年来出现稳定化趋势的一个缩影，其根源不在于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而是在于具有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功能的“中国模式”。财政分权和新型国有经济体系共同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有利于加强中央宏观调控）。[⑦]张小军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⑧]皮建才通过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考察“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经济成就的取得与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起主导作用。[⑨]

2.经济学角度

西方转型经济理论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转轨结论就是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路径。张建君认为，中国转型经济奇迹的根源在于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有关市场经济制度认识的经济学一般原理，创造了市场经济制度生成的制度变迁理论，即微观先行（价格机制）、中观突破（国企改制）、宏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⑩]

乔榛指出，“中国模式”孕育的理论资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其中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经济人”假定、自由市场机制或“看不见的手”、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的制度绩效标准都受到“中国模式”的实践挑战。而蕴育在“中国模式”中的“社会经济人”假定、竞争的新形式和经济制度绩效的稳定标准，向我们提出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学的期待。“中国模式”可以通过实现经济社会稳定来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11]他还指出，这种“社会经济人”假定不同于“经济人”的自然属性，而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人性，它既有自利的一面，又有追求社会关系和秩序的一面。这种人性可以作为“中国模式”的逻辑基础。[12]

（二）政治视角

1.权力视角

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是一种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且中国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国家，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国并非像西方很多人感觉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专制政权，其实，中国正在迈向一个自治、法治和参与程度更高的开放社会。[13]萧功秦认为，经由以邓小平为领导的元老改革派主导的改革开放，最终形成了具有新权威主义特点的中国发展模式。这种“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坚持执政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在强势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进行倒逼式改革。它坚持常识理性的经验主义，尊重多元文化以及开放性的制度创新，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走向未来的新文明。[14]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体制，庞洪铸指出，中国特色权力制约机制是“三权制约协调”，即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和协调。坚持非制度性分权原则，适度分权原则。具体体现在执政党（扩大党内民主、健全监督机构）、国家机构、部门内部和县权公开。[15]

2.政府定位视角

王雄军认为，中国政府的角色定位具有明显的“强政府”特征。指出中国政府的平稳转型与合理定位，既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也是这种模式能否持续的关键。[16]这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的“守夜人政府”的要求。

3.决策与领导视角

王绍光教授通过对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决策者和政策倡导者能够利用各种形式的实践和实验进行学习和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进而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这种“中国模式”是高适应体制，其活力来源于从不相信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17]学界也有关于领导体制的“中国模式”的讨论。但是张静认为，模式总结为时尚早，原因是其稳定性、差异性、可模仿性以及广泛的认可性四个方面还不确定。她提出“反应性理政”概念，认为其特点是执政模式不固定，而是根据社会变迁作出反应，在稳固政权的前提下，适应社会变化不断调整自身和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其结果是非正式通道的发达和执政角色的变化：通过非正式管道灵活反映正式渠道不易触及的多元利益诉求，并使自己成为多元利益之间的协调者。[18]

4.政党视角

很多学者在总结“中国模式”的时候，都会提到中国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一党执政。这种政党制度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的推诿、扯皮、效率低下，能够保证政策的连续性，能够形成强大的领导核心。如苏星鸿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模式”的领导核心，是理解“中国模式”的关键，也是完善“中国模式”的根本保证。[19]但国内外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严重滞后，中国要发展民主政治，必须改变一党执政的局面，因为坚持共产党一党领导与民主政治发展是不相容的。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如胡伟认为，中国必须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并坚持走自己的路；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与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应当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建构来回应国内外有关“中国模式”的民主关切并由此发展出中国的民主模式。[20]

（三）文化视角

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显著特色是政治实用主义。[21]但程恩富和辛向阳却认为，中国模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不是什么实用主义。这一模式强调实事求是，强调求真务实，但这不是什么实用主义。[22]许纪霖认为，在各种各样的“中国模式”、“中国价值”的叙事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这就是对抗普遍理性的历史主义。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挑战价值性的普世文明，相信历史只是以个性的方式存在。最后，他认为要以普世文明的胸怀，重建中国的价值。[23]

许多学者将注意力置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据郭小丽的观察，很多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源于中国文化，且“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干部机制。[24]董建萍也认为，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去传统化”道路，而要运用中国智慧，完善“中国模式”。她概括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文化力”，也即中国国情的历史渊源，分别为：第一，崇尚和追求国家统一，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第二，崇尚为国尽忠，为民请命的人生价值；第三，主流文化（传统儒学）比较完美地实现了价值追求和制度规范的统一，具有鲜明的善政追求；第四，积累了诸多辩证智慧的管理思想和技巧；第五，具有强大的文化同化能力。为此，她提出如下方面的文化建设措施：大力加强公民文化和法治文化建设；弘扬“和文化”，重塑社会宽容精神；强化从政道德建设。[25]苏长和认为，“合作”而非“制衡”是“中国模式”在政治发展和社会秩序组织上的核心精神，表现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国际国内政治合作等具体领域。“中国模式”制度安排上内嵌的“合作精神”与西方秩序内嵌的“制衡精神”截然有别。中国模式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可以为世界秩序的组织提供必要伦理政治资源。[26]

（四）制度变迁或改革视角

1.改革的速度：渐进性

巴利·瑙伏彤认为，中国成功经验在于在改革的同时注重对国企的改造与管理，这使中国在私有和其他经济成分迅速发展的同时国企也有所发展，这就保证了国家的税收和宏观调控能力。而中欧和东欧的改革的急剧私有化，导致国企倒闭、税收流失、物价飞涨、经济萎靡。中国模式说明渐进式改革带来的危害较小，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稳定性。[27]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博克特认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中国是以渐进的方式防止改革过程中社会结构出现奔溃，中国的改革不同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进步主义模式的中国改革的特点是权力下放和市场导向的改革。[28]

2.改革的顺序：先经济，后政治和社会；先易后难

“中国模式”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顺序。“中国模式”是先发展经济，以及与此相配套的社会文化等基础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逐步讲求分配和发展民主政治，这种分阶段发展的方式是一个有序的渐进过程。[52]此外，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改革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29]

3.改革的来源：内生性

如田春生认为，中国制度安排是基于中国国情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是由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中国不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在转型之初，市场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照搬”过去。[30]

4.改革的动力：自上而下

如刘燕等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是政治驱动型。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自觉强制的定向发展战略，执政党和政府作为有组织的领导力量在推动社会变革与转型的过程中起着支配作用，它意味着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和政治稳定。[31]

5.改革的条件：稳定优先

现今官场常用语“稳定压倒一切”所体现出来的政界共识表明，中国的改革前提必定要以稳定为前提。刘燕等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具有稳定性且呈现梯度发展。由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决定，社会转型与变革也表现出稳定性与不均衡梯度发展。可将保持稳定方面的经验分解为三方面：一是宏观经济稳定、二是社会稳定、三是政治稳定。[32]

6.改革的先导：行为在先

田春生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路径是人们的交易行为在先，制度颁布在后。不利于市场的交易行为政府立法禁止，有利于市场经济行为的国家立法加以肯定。[33]这也体现在“试点”这一政策上。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各界对“中国模式”的解读，既有规范视角，亦有实证视角。本文更多是从经验事实的实证视角加以论述。要区分“应然”和“实然”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诸多学者是从各自领域出发进行探讨，但还是有很多学者是用综合的视角来考虑问题的，即全方位地解读“中国模式”。因各学者所论大体在以上的分视角概述中已呈现，且限于篇幅，在此不予赘述。基于上述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差异，本文对“中国模式”作出如下定义：

广义上讲，“中国模式”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改革模式、社会体制、文化、领导体制、哲学等等多层面的内涵，从更广义的层面上，或许还包括教育体制、新闻体制等方面，但这已明显超出了本文讨论主题的内在应有范围。

从狭义上讲，“中国模式”主要体现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改革模式四个层面，本文试图尽量从“实然”的角度进行综合解读：

从经济体制层面看，体现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强势角色，重视宏观调控；学习其他经济体制模式的长处；财政分权带动地方积极性；“社会经济人”假设。

从政治体制层面看，体现在分散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势政府；学习体制；高适应体制；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权力制约机制（决策、执行、监督权分立）；民主集中制。

从意识形态层面看，体现在实用主义主导；官方宣称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思想为指导思想；发展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合作而非“制衡”。

从改革模式层面看，改革的速度强调渐进性，否定“休克疗法”；改革的顺序是先经济、后政治和社会，先易后难；改革的来源是内生性；改革的动力是自上而下；改革的条件是强调稳定；改革的先导是行为在先。

但对“中国模式”的解读不可忽略其缺点及其挑战，这些内容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二、“中国模式”与其他发展模式的对比 

（一）“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

最先提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后来被广泛使用的“华盛顿共识”版本是指组织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所推行的一套经济改革方案。它是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指导，核心是主张私有化、自由化，代表了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实践证明，“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苏东遭到了失败，拉美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休克疗法”则使俄罗斯等苏东国家遭受重创。与此相对，“北京共识”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模式”取得了改革的巨大成功，这是一条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和超越。[34]

提出“北京共识”这一概念的学者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11日，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文章。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三个定理：第一是创新，创新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但发展的顺序、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式都通过创新来实现，而且发展中的矛盾和摩擦也通过创新来减小；第二是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使用多种工具调控变革中的各种关系，追求协调的经济发展；第三是自主发展，在融入世界进程中保持自身特色和主动性，追求和平崛起。[35]

但是，学界关于北京共识是否等同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一直存在，主流观点是认为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北京共识当做“中国模式”的，因为多数学者讨论“中国模式”的起源时，都会提到北京共识。但也有学者表示不赞同。在此不赘述相关争论。

（二）“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特征的设想，其主要使命是改变苏联落后面貌，赶上甚至超过资本主义。但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为依托，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体制日益僵化，最终导致动荡而解体。[36]

（三）“拉美模式”、“俄罗斯模式”

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三种改革模式，分别发生在拉美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具体的道路均不相同，结果也大不一样。三种改革模式相似之处，在于都实行了市场经济转轨。拉美国家和俄罗斯共同点较多，核心是他们都采用西方民主发展模式，响应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但其结果是，最后经济皆呈现衰退趋势，改革并不能有效驱动经济增长，甚至带来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问题。而“中国模式”却能把中国带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社会政治稳定的轨道上来。[37]

（四）“东亚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

“东亚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的成功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借鉴的典范。在经济发展的路线选择上，东亚国家没有遵循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路线，而是采取了政治集权化和经济市场化相结合的经济发展策略。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策略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跻身世界经济发达国家行列。这是一种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政治经济体制。[38]但东亚模式也有其弊病，比如存在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清、官商勾结等“裙带资本主义”问题，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其弊端充分暴露，至今还没有走出阴影。

也有学者指出，“东亚模式”尽管在现代化之初忽视或牺牲了政治的现代化或民主化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政治的现代化随后进行了补课，改变了原来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或不平衡的状况。而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或不平衡相当严重，而且严重制约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实际上，“中国模式”如果不尽快在制度上做出较大的调整，经济的发展和综合的现代化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的转型和突破应该以体制的突破为核心。中国下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应该以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为重点。[39]

（五）“央格鲁·撒克逊模式”（“欧美模式”）、“莱茵模式”

“央格鲁·撒克逊模式”发挥了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推动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升级的运动，调整国内生产关系，带来繁荣。“莱茵模式”也即民主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缓和了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减少贫富对立，改善人民生活，维护社会稳定。[172]但漆思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央格鲁撒克逊模式，日益显现出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冲击，暴露出新自由主义只关注自由化的市场竞争而忽视国家监管的严重缺陷。而社会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成本太高，社会公平较好而自由竞争与创新活力不足。而国家、市场与社会协调治理的中国经验更成功。[40]

（六）“印度模式”

有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高于印度发展模式。印度学者在比较中印发展模式后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减少贫困、财富分配、人均寿命、识字率和电话普及率等方面，都让中国的表现远远好于印度。[41]

针对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将印度甩在了身后，落后的原因就是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落后于中国的论断，黄亚生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腾飞根本不是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而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所导致。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制度建设、金融体系、企业发展以及软件开发等“软件设施”的构成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有可能会超越现在的中国。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42] 

三、“中国模式”的论争主题 

（一）概念分歧

不仅中国模式的定义是不统一的，国内外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三者的概念定义也是不一样的。“中国模式”这个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而且那时还被国家领导人、政府部门、学术界和理论界使用。例如，1998年5月时，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西萨诺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但是，这主要指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或全面发展模式，与西方所说的“中国模式”基本上不是同一个概念。[43]

1.概念相同论

有的学者认为，三者的概念是相同的。如沈云锁从全球化的角度或世界视野看待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认为“中国模式”也可以称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44]

2.概念不同论

也有学者认为，三者概念并不一样。如王庆五通过对这三个概念的深刻剖析，认为“中国模式”只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样式的一种理论概括，远远没有穷尽中国道路的全部内容。[45]

3.可以提

如郑杭生倡导可以提“中国模式”，而且必须提。他认为“中国模式”这样的概念简明、鲜明，而且有通用性，且这个概念国外也在用，有利于与国际对话。如果不提反倒有矮化自己的嫌疑。[46]

4.谨慎提

如秦宣指出，国内媒体和学者对“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的使用显得比较谨慎。甚至有些学者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主张使用“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案例”等概念，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种：第一，过去我们深受“模式”（苏联模式）之苦；第二，“中国模式”概念是外国人提出，由于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受到其动机影响（如用来鼓吹“中国威胁论”），加之文化背景差异，国外学者的解释难免有些偏颇，因此中国学者不太愿意接受；第三，担忧害怕过多宣传“中国模式”会引起其他国家反感，影响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国际形象；第四，认为“中国模式”面临许多挑战，且还处于形成发展过程中，现在提“中国模式”为时过早。[47]

5.不该提

如贾海涛认为，西方的“中国模式”概念有着较大的误会的成分，是无知和夸大的产物。一些中国人迎合并输入西方“中国模式”的提法和相关观点是缺乏主见的浅薄之举，而且颠覆了中国固有的建立在务实低调、实事求是基础之上的“中国模式”的理论体系和发展方针，在不小范围造成了一种不切实际、不顾现实的自大和狂热。中国人应该冷静对待西方“中国模式”的提法和观点，更不应该用它误导国内民众。[48]

6.话语体系问题

西方学者、媒体习惯于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话语体系和分析工具，对中国的发展态势作出评判。近年来，他们逐渐放弃“中国奔溃”、“中国威胁”等论调，而代之以“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话题。在西方社会，有人对“中国模式”给予积极评价的同时，也有人将其视为“西方发展模式最危险的挑战者和敌人”。轩传树和马丽雅认为，“中国模式”这个话语实为西方所创造。[49]同时，关于“中国模式”，西方学者有很多的另类解读，比如“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第三条道路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后社会主义模式”等。[50]

张师伟认为“中国模式”建构与西方话语输入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密切联系。一方面，西方话语输入在当今中国有普遍性影响，人们的日常思维已经普遍性地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模式”的建构又必须抵制某些西方话语而保留足够的中国特色，中国主流政治话语明显表达了抵制西方分权话语的意志。“中国模式”建构与西方话语，既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又无法完全融合而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相互排斥。但就总体而言，“中国模式”的建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西方话语的继续输入，一定程度的相互排斥也是以一定程度的输入为前提的。[51]

对于国内很多学者回避提“中国模式”的行为，肖贵清认为，当前我们不应采取消极回避和否定的态度，不能一味排斥这一提法，否则会丧失在这一问题上的话语权。应当对国外学者热议的“中国模式”问题给予正面回应，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模式给予科学解读，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52]程伟礼也认为，理论创新不应该回避“中国模式”问题，在“中国模式”问题上“失语”，就意味着失去中国的明天。[53]

陈曙光和周梅玲提出，如果缺乏中国话语的有力支撑，那么中国道路就是不清晰的，中国特色就是不明确的，中国梦就是残缺的。今天，中国奇迹已经不是哪些人不想面对、不愿承认就可以不面对、不承认的事实，中国学术若能够对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若能够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若能够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给出中国的方案，那么，西方话语垄断和话语霸权的局面必将终结，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终将打破，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必将彰显，国际学术话语的中国时代终会来临，中国的发展优势也终将转化为话语优势。[54]

（二）“中国模式”存在吗？

各方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进行探讨。

1.不存在论

有学者从概念出发，认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提法不当。丁志刚认为“中国模式说”值得商榷。首先，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存在某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其次，发展经验不等于发展模式；第三，“中国模式说”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现实，又不符合中国迅速变化的时代特征；第四，苏联模式及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也证明了所谓的模式是有害的；第五，“中国模式说”会引发负面的国际效应；第六，“中国模式说”会掩盖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55]秦晖认为，“中国模式”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某一类国家归纳出什么特点，而这些特点我国没有，同时，我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他还认为，中国政府还没有定型，中国的体制改革明显滞后，这是国内外公认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去推动自身体制改革，反过来盲目歌颂这种“中国模式”，这是很危险的。[56]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式并不能成熟到为一种“模式”。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提出，由于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他不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因为中国在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57]根据里奥·霍恩的分析，他认为“模式”一说，至少有三种含义，即：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且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在这三方面是否存在都还有待商榷。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什么“模式”。中国经济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把握机会。如果真有一条经验，那就是改革持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58]吴宇晖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仍然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模式。混合经济体制不是尽善尽美的一种经济体制，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既然“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就是混合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由于这一模式自身的特点，非但没有解决该体制所固有的缺陷，反而成倍地扩大了。未来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增长，取决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以及观念的转变。[59]

有学者也提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特别。陈宪认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与我们学习、借鉴欧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东亚国家的经验有关。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在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还是存在共性。[60]黄亚生通过对比中国与巴西和印度的发展历史，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并不存在。无论是中国取得的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而已。[61]

2.存在论

针对学界关于“中国模式”概念不该提的言论，秦宣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回避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中国学者应该在充分认识国外学者提出“中国模式”概念背景基础上分析其解释的合理因素，再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语境加以内化，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真正提出客观而科学的“中国模式”概念。[62]胡健认为，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而主张“慎用”则是“俱外”的表现。但“中国模式”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切不可将它视为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而“中国模式”的意义也只能在特定的时空中发挥作用。[63]

有学者也反对“中国模式”不成熟的提法。徐崇温指出，“中国模式”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它无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思考、反复探索所找到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非就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战略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怎么可以否认它的客观存在？那些认为“中国模式”没有定型或谈“中国模式”为时尚早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衡量一个模式是否成功的标准，并不是看它还要不要发展变化，而是看它是否已经推进了自己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在此意义上，他认为“中国模式”是成功的。[64]郑杭生针对认为“中国模式”还处于变动之中，所以不能提“中国模式”的人，他反问，按照这样的逻辑，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模式，因为所有模式都处于变化之中；如果只有完全定型才可称之为“模式”，那言外之意就是“模式”必定是僵化的，这显然是不对的。[65]陈红太提出，胡锦涛“七一”讲话实际上间接地回答了中国发展奇迹是否形成了“中国模式”的问题。没有一种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体系，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怎么可以想象会形成长达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怎么可以想象在全面冲击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根基的“金融大危机”中，中国仍能稳如泰山，不仅能够保持自身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还能为世界走出经济危机注入信心和活力、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括和提出，实质上为“中国模式”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中国不仅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制度体系，并且这种制度体系已经形成了可以长期发生规范、激励和保障效应的制度机制。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系统稳定的制度体系和框架就是模式。[66]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用“中国经验”代替“中国模式”或许更准确。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模式几乎都可以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找到影子，且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有意无意地借鉴了国外经验。但中国的发展模式并没有体现出显著的特点和优点，而且问题矛盾频仍。而且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在《社会研究方法》中提到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产生几种常见的谬误，其中之一就是过度概化。在有限的观察基础上，作了过度概括，把一些类似的事件当做某种普遍模式的证据，就犯了这种错误。故本文认为“中国经验”的表述会优于“中国模式”的表述，因为它暗含了有优点、有缺点的定义。

（三）“中国模式”的时间跨度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应专指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经验。如蔡拓认为，“中国模式”仅仅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与经验。[67]段晶晶明确指出，从时间上来说，“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虽然我们有过“中体西用”的理论和实践，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但是，这些都不应当包括到“中国模式”的时间坐标里，而仅仅是考察“中国模式”的历史背景。[68]

但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时间跨度应延长至建国以来。如有的海外学者认为，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强大的物质基础、明确的前进方向。[69]王绍光也提出，如果“中国模式”只能解释30年，不能解释60年，那就不完全是“中国模式”，而只是中国改革的模式而已。[70]

更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应该延长至建国前。如林春指出，“中国模式”来自近现代中国人民追求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的艰险历程，有深刻的时代渊源和路径依赖，是一部不应也无法割断的历史的一部分。[71]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模式”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奠定了文化基因，从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到改革开放前夕的过程汲取了思想养分和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建设经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体部分。

（四）“中国模式”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1.不承认社会主义性质

很多西方学者不愿承认“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认为“中国模式”是非社会主义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模式”概念还承担了一定的政治内涵，这使得西方有所焦虑。因为所谓“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中国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从而把那些反对西方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招致麾下。故西方学者谈及“中国模式”时总是有意无意回避“社会主义”性质，而只谈其经济发展模式或其他方面。如有些学者对中国推行的“渐进式改革”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成功，但只不过把俄罗斯和东欧做过的某些事情推迟了而已。实际上，中国正走向资本主义。有部分依然抱有社会主义态度的人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72]

2.承认社会主义性质

相比之下，有的学者，特别是中方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模式”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如冯来兴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首先是指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73]此外，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孔塔帕里认为，中国在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在实践层面奉行务实变通，在理论层面实行兼收并蓄、继承发展，从而形成一套紧密结合国情的发展方略。[74]杨光斌在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时却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有特定需求的，那就是打造有生命力、有竞争力的“中国模式”。不管学者以什么样的角度看“中国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无疑都具有强烈的“中国模式”关怀的。[75]

3.辩证看待“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

吴玉敏认为，应该要理性看待“中国模式”凸显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明显反差。但“中国模式”应然的社会主义应该与资本主义明确划界、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评价“中国模式”、培育并塑造“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全新文化与价值指向。[76]

（五）“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

1.具有普世性或一定程度上具有普世性

蔡拓认为，中国模式是对全球化的回应；是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化；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讲“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模式与道路具有相当的普世性与可比性。[77]

赵怀普认为，“中国模式”的许多做法或许不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循序渐进”、“和而不同”、政府的作用等，则有普遍意义。有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全球治理问题等。[78]

秦宣认为“中国模式”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79]

郭强、任福兵和朱姝通过对“中国模式”在越南、朝鲜、古巴、东盟、非洲、俄罗斯、印度、发达国家等各国不同程度的成功实践，总结出“中国模式”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论断。对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式政府干预经济模式，为西方国家规避和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新的借鉴；对越南、古巴、朝鲜而言，中国发展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充满希望的选择。这些都说明，中国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适性。[80]

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的普世性是有条件的。黄志启和赵景峰提出，转型国家要想借鉴中国的经验需具备一系列条件，如较强控制力的中央政府、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利益集团的不平衡性、强大的公有产权制度等。[81]

2.不具有普世性

远山认为，“北京共识受到新德里共识的挑战”，即中国模式受到印度模式的挑战，且北京共识尚处于初步阶段，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发展。[82]

海贝勒提出，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他认为“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转型期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种条件下谈论“中国模式”为时过早。[83]

王辉耀认为，“中国模式”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定的，是对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结，并非未来的指导性理论。无论从经济持续发展还是从道义角度考虑，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都必然进行调整。过去意义的“中国模式”未来将会被修正并逐步淡出我们的视线。[84]

贾海涛认为，“中国模式”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还不足以成为全世界仿效的榜样。中国人不应该奢谈模式，更不应该满足于眼前的成就，而应该正视发展中的困难与挑战，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85]

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定型。我们对“中国模式”仍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还很长。以为“中国模式”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既可解决国内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又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而且对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甚至是有害的。[86]

以上学者是从“中国模式”出发探讨其不具有普世性，也有学者从中国官方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模式”不会主动推广。因为中国官方认为，改革应依据自身特点选择发展道路，肯定文化多元主义，意识形态上崇尚既不盲目排斥又不照搬外来思想，国与国之间关系上不要求按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走且不屈从于大国压力，等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不会主动推广“中国模式”。[87]

3.辩证看待中国模式的普世性

张宇认为，中国模式的形成既体现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本文认为，用“可借鉴性”代替“普世性”或“普适性”或许更为恰当。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道路也注定不同，且各种发展模式均有利弊之处，不存在完美模式。纵观历史长河，那些曾经被认为“善”的政体其问题也是状况百出，认为是“恶”的政体却也有其可取之处。故“中国模式”与其他模式一样，有其可借鉴的地方，但不是普遍适用的模式。

（六）“中国模式”能否取代“欧美模式”？

1.可取代论

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可以超越甚至取代“欧美模式”的。如余金成认为，“中国模式”是落后民族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赶超先进民族，进而创造出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模式。[88]德里克也希望中国能够确立另一种现代性，与现下的以殖民现代性为内核的欧美中心现代性相抗衡以致成为一种替代方案。[89]

2.不可取代论

远山认为，北京共识不能取代华盛顿共识，原因在于：北京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补充，前者强调到达市场转轨目标的途径，后者强调市场转轨的目标；且北京共识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模式，它几乎成了一种外交理论。[90]

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表示，“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从一开始的“特殊论”正在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这是不可取的。[91] 

四、“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其未来 

（一）国内挑战

张尔升认为，“中国模式”成功的根基是成本垫付，成功的翅膀是红利分享。成本垫付包括，第一，国有经济改革成本的垫付：社会稳定的基石；第二，社会成本的垫付：公平正义的失衡；第三，和平成本的垫付：国家部分权益的忍让。红利分享包括，第一，国际红利：冷战的终结，全球化的机遇；第二，国内红利：非公有制角度（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制度红利）。[92]当成本垫付期过去，红利不再之时，中国又将如何走下一步？宋林飞认为，中国应该消除经济增长中的不可持续因素，重视成本因素，提高投资效果；确立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化解社会发展中的不良指数（贫富差距）；克服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步效应；承担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93]张宇认为，中国模式面临许多挑战。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生态环境恶化，创新水平低，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完善等问题。[94]乔榛提出，“中国模式”最大的问题是作为基础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规范性。[95]张维为指出，“中国模式”存在如下问题：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96]常修泽认为“中国模式”呈现如下问题：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首要“瓶颈”；金融领域的“基因”滋生金融市场风险；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社会矛盾；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权力资本化问题；未来面临若干不确定性。[97]

西方媒体上的国际舆论指出，中国的发展存在诸多隐忧：其一，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是高消耗、低产出；其二，中国的整体环境不容乐观；其三，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在加大；其四，中国未来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严重，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掣肘。[98]

总之，在国内，“中国模式”遇到的挑战很多，因此，或许它是有可以借鉴之处的，但是问题还是很多的。我们应该要先处理自身面对的难题，之后才去讨论是否有可以推广的经验。

（二）国际挑战

这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等论调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引发西方价值观的危机，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背后所体现的价值是对西方价值观的巨大挑战。而且中国的崛起，无论是有意无意，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或者说威胁世界格局。此外，所谓“中国模式”还受到了来自其他模式如“印度模式”的挑战。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和中国的发展在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上都很相似，有舆论认为，印度未来发展前景并不比中国差，“中国模式”与“印度模式”的对比将在下文进行说明。

本文认为，对来自国内外的这些挑战应该从如下方面予以解决：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市场作为配置资源基础的规范性；抓变经济发展方式，消除不可持续因素，更加注重生态环境问题；更加重视公平，减少贫富差距，平衡城乡、区域发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调整政府定位，打击腐败寻租。

（三）发展方向

许多学者从经济角度对“中国模式”发展方向提出展望。张宇教授认为，“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向只能是：第一，在进一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市场机制的长处和社会主义的优点更好地结合起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体制保障。第二，在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注重社会和谐，努力实现又好又快的科学的发展。第三，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努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安全，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和平发展和自主发展。简而言之，中国模式进一步发展的方向绝不应当是背离和否定这一模式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内核去重复集中计划经济或“全盘西化”的老路、死路，而必须站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点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努力探索、开拓和创新。[99]

此外，郑永年认为，努力的方向和重中之重应当是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100]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和中国模式的形成在于民营经济的崛起，制度的变革也在于培植并保护民营经济。[101]范玉波和张卫国认为，在“新常态”背景下，调整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是改变经济增长的驱动要素与结构，更加注重对供给的管理、地方政府激励转型以及重构以双轨制为特征的微观基础，重新定位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回归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102]李炳炎提出，要从三方面完善“中国模式”：一是发展战略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二是发展理念从“利益独占”转向“利益分享”；三是发展方式从“以GDP为中心”转向“分享型经济发展”。[103]吴澄秋提出未来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方向是向东亚发展型政府经济治理模式靠拢，同时克服该模式的一些问题。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优化之路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促进社会福利提供水平的提高。[104]何自力认为，未来中心不应该是模仿，而是在认清中国实际情况和总结外国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用创新的精神健全和完善“中国模式”，形成创新导向的“中国模式”。他还认为，在中国鼓吹“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经济模式，既违背时代潮流，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应当引起全社会高度警惕。应该要坚持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105]

有的学者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关键。贾海涛认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重要任务是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或政治体制的改革应该是中国未来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和主要目标。[106]

有的学者认为要处理好国内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如黄宗良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当前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概括来说要依赖于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以及妥善地处理好“发改稳（发展、改革、稳定）、党民法（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马中西（马克思主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思想文化）”三个三者关系。[107]辛向阳提出完善“中国模式”需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潮多样化的关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关系；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108]

也有学者从理论层面对国内理论界提出要求。如韩喜平认为，国内理论界要承担起以下理论职责：总结中国特色，提炼中国经验；保持理性思考，坚持科学发展（警惕极“左”的学术立场、“全盘西化”的学术思维和极端实用的政治旨趣）；应对理论质疑，扩大世界影响；坚持理论创新，关注发展主题。[109]

不过有的学者对中国发展未来表示担忧。如吴江认为，第一，中国对适合于自己发展特点的民主还没有清晰的规划；第二，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遏制；第三，唯一能够打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只有内部腐败。[110]

五、小结 

2017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中国不输出“中国模式”，但无论是在提振世界经济的重大议题上，还是在治理全球气候变化的公开讨论中，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为破解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中国改革开始伊始就对中国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中国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并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111]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曾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与其他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本质上较为接近，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困难，掌握中国发展的机遇，推动中国较好、较快地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对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的学者所提出来的理论在解决它们的问题、掌握它们发展的机遇上更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112]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并没有止步，“中国模式”并没有被下定论，官方也有没有明确表示是否支持“中国模式”，或者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只有在了解“中国模式”的“前世今生”，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现状。正如贾海涛所说的，“看来，如果我们将中国的‘中国模式’论看作一场不确定的争鸣或大讨论，可能会更合适一些，这可能会更有益于中国的发展和‘中国模式’的形成与发展。”[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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