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冉冉升起的超级大国。美国是老牌超级大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破坏性冲突的可能性似乎无穷。但两国同时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如果无法维持合理的合作关系，它们有能力不仅对彼此、而且对整个世界造成严重破坏。

中国是美国的对手，体现在两大方面：实力和意识形态。这个属性组合可能会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与轴心国的冲突，或是对抗苏联的冷战。中国当然是大为不同。但它潜在的威力还要巨大得多。

中国不断崛起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显而易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中国201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市场价格计算为美国水平的1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美国的28%，而2000年分别为美国的3%和8%。

然而，由于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2017年GDP按市场价格计算是美国水平的62%，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美国的119%。

假设到2040年，中国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3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美国的50%。这意味着中国的追赶速度将大幅放缓（从2023年开始，将比2000年以来水平下降约70%）。届时，中国的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接近美国的2倍，而按市场价格计算将高出美国近30%。（见图表）

我选择的34%的基准是如今葡萄牙的水平。很难想象，拥有庞大储蓄、干劲十足的人口、巨大市场和坚定决心的中国会无法实现葡萄牙相对于美国的繁荣水平。但与过去增长快速的东亚经济体日本和韩国相对于美国的水平相比，中国仍将贫穷得多。

规模很重要。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最终不远超美国是不可能的，即便平均而言美国个人仍远比中国个人富裕。对许多重要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而言，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比美国更重要的出口市场。

此外，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几乎与领先的高收入国家相当。这是中国创新的推动力，我最近在阿里巴巴(Alibaba)的杭州总部参观时见证了这一点。此外，经济规模与技术不断进步相结合，正在令中国成为一个越来越可怕的军事强国。美国可能会对此有所抱怨。但它没有道义上的权利这么做。自卫是普遍接受的国家权利。

发展权也是如此。美国可以对中国窃取知识产权怒气冲冲。但是，每个后起的赶超国（当然也包括19世纪的美国）都吸收了其他国家的思想，并加以发展。

知识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创新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知识产权对这一努力既有利又有弊。必须在太严和太松的权利之间取得平衡。美国可以努力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但任何认为美国有权（或真能做到）阻止中国通过创新走向繁荣的想法，都是疯狂的。

中国也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构成挑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国的经济也许可以称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中国还有一套不民主的政治体系。遗憾的是，近来自由市场高收入经济体的种种失败，增加了前者的吸引力。而专制统治的崇拜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当选，加强了后者的吸引力。

有人会说，强大而坚定的盟友也是美国的优势。遗憾的是，特朗普正在向它们发动经济战争。如果袭击朝鲜的决定导致对首尔和东京的破坏，美国的军事同盟将会结束。联盟关系不能同时是自杀协议。

驾驭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将是困难的。哈佛大学(Harvard)的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中提出了宿命观点：老牌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相比起来，核大国之间爆发一场热战似乎不太可能。

但大规模的摩擦，以及因此在经济关系上终止必要合作，似乎是可能的。当前的贸易冲突将如何解决，目前尚未可知。鉴于特朗普政府拒绝接受气候变化的观念，全球公域管理方面的合作已然崩溃。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中国。但是，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取决于中国的未来。美国坚称中国应信守承诺，这是正确的。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必须如此。当任何一个蔑视公认规则的国家来施压时，中国是不会感到有必要遵守这些规则的。无论如何，中国并不是真正的威胁。这种关系当然是可以管理的。

威胁在于西方（当然包括美国）的衰落——抽租作为一种经济生活方式的盛行，对许多公民命运的漠不关心，金钱对政治的腐蚀作用，对真相的漠然，以及，对于私人与公共消费的长期投资被牺牲。

我们能够找到的摆脱金融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可能会催生新泡沫的货币政策，这的确是一种悲剧。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西方能够、也必须与崛起的中国共处。但是，西方应该忠实于自己本性中的善良天使，如此才能与中国共处。要想驾驭好历史车轮当前的转向，西方必须向内审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