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罗马文明因日耳曼人和匈奴人的入侵而告终，印度笈多王朝古典文明因穆斯林土耳其人的侵略而中断，相比之下，中国由于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延绵不断。

地理优势

造成这种异乎寻常而且独一无二的成就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之间空前的隔绝程度。中国既没有像地中海那样的可以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内海，也没有能使印度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互相交往的印度洋。相反，在其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它实际上是与四面八方切断联系的。在其西南和西面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在其东面是太平洋，而太平洋直至晚近以前还是不可逾越的。在其北面和西北是沙漠和干草原地带，具有天然屏障的防护作用；中国还修筑了一条长达2240公里的长城来加强防卫，阻挡那些危险的游牧民族。这种隔绝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人较之中东或印度能少受一些外族入侵并得以发展自己的文明。

因此，中华文明具有更大的连续性和更多的特色，即它与其他伟大的欧亚诸文明之间的根本不同之处，比那些文明相互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这些不同之处表现在建筑风格、独特的宗教体系和宗教态度、表意文字、使用筷子、不吃牛奶及奶制品等方面。

人口

中国人口众多也有助于其文明的延续。从一开始，中国便依靠其北方和南方的有利条件，一直能够养育大量人口。在北方，由于内陆刮来的风经常带来黄土，因此早在公元前5000年就沿渭水流域建立起自给的农业体系。这就免去了为恢复肥力使土地长期休闲的必要，使人口密度比用其他方法所能维持的要大得多。在南方，与中东和欧洲相反，在温暖的几个月里有季风雨，一年能收获两次。此外，每亩稻子的产量比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产量都要高得多。

据公元2年的人口调查记载，中国在汉朝时已有5950万人口，比极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人口还多。在中世纪，由于改进农具、施用有机肥料、使用良种、改进灌溉网，以及农作物专门化，最终引发了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因而能够更加有效地开发众多的天然资源，使人口迅速增加。根据伊懋可（Mark Elvin）得出的结论：“13世纪时，中国已经具有可能是世界上最高超的农业。”这些高超的技术，再加上后来从新大陆引进的农作物，如花生、玉米和红薯，到1580年能够养活2亿人口，到1850年已能养活4.1亿人口。这种举世无匹的雄厚的人力资源，使中国可以不关心世界形势的发展而保持其同一性。他们既曾遭受过蒙古族和满族的征服和统治，又曾被西方打败和破坏。但是，最终中国人在数量上的优势使他们能够同化或驱逐入侵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中国从来没有像欧洲遭受日耳曼人入侵或中东和印度被穆斯林占领后那样，受到从外部强加于它们的大规模改造。

书面语言

另一个有助于中华文明持久性的重要因素是其独一的书面语言，它可以上溯几千年到最早的商朝。这种书面语言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尽管中国各个地区的方言互不相同，犹如意大利语不同于法语，或丹麦语不同于德语一样，但各个地区的中国人却都能理解书面语言。书面语言之所以能为所有人理解，因为它是由表意或象形的字所组成。这些字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发音不同，但任何字不管其发音有何不同，意思却是相同的。这就像葡萄牙人、瑞典人和英国人都指着数字6而发各自不同的音一样，这个字的三种语言的含义还是相同的。这种共同的书面语言，对一个讲着许许多多彼此无法理解的方言的民族来说，是一种使其国家保持统一和历史连续不断的重要力量。

与共同的书面语言相关的是特殊的科举制度，中国近2000年来选拔文官都是通过科举制度根据考试成绩加以录用。最初考试是相当全面的，注重儒家经典，但也包括法律、数学和政治事务等科目。但是到了后来，逐渐集中于文体和儒家的正统思想上。结果形成了一种制度，理论上，官职大门向所有才智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拥有充裕财富的阶级，因为只有他们才供得起子弟的多年学习和准备应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就由世袭贵族来统治中国；毋宁说，这是一个有知识的阶序结构，即士大夫政治，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有效率而且稳定的政府，并赢得了欧洲人的尊重和赞赏。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抑制独创性、培养顺从性的制度。因此，只要中国在东亚保持相对隔绝状态，这种制度就能维持其稳定和连续性。但在遭到生气勃勃的西方的入侵时，这一制度所起的作用就使中国无法进行有效的应对，后来终于在1905年被废止了。

儒学

也许最有助于中华文明内聚力的最重要因素是被称为儒学的道德准则和文学及思想遗产。根据历史记载，孔子（前551-前479）是一个小官吏，他决心要当一个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但是失败了；而在他偶然成为一名教师后，他却取得了成功（虽然是在他死后）并名垂史册。

与大多数中国思想家一样，孔子首先关心的是建立一个幸福而且组织得很有条理的社会。他的第一个信念是“人各安其位”，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果每个人都按其名分行事，就会形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局面。就像个人应该服从家庭一样，家庭应该服从帝王，而帝王也应作出一个仁慈友爱的榜样。这些都是靠遵循儒家伦理而不是靠法制来实现的。

孔子之所以具有异乎寻常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那些崇高的伦理原则为维持现状提供了比仅靠世袭权利更为有力的基础，这些原则成为促进改善政府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他为地主、儒生和官吏三位一体的权威和特权进行社会辩护，这三种人组成了中国的统治阶级，即中国的士绅阶级。通常只有地主供得起其子弟上学、读书、应考，进而成为官员。一旦他们成为官员，他们就会设法增进地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利用灌溉工程来提高土地的价值。根据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研究，在每项帝国工程背后都有一个有势力的大臣，而在每个大臣背后都有一批有势力的地主。

最后，由于缺乏一个能向居于统治地位的士绅的优越权势进行挑战的独立的中产阶级，也使中华文明的稳定性得到了加强。中世纪的中国有比欧洲任何一国都多的商人和大贾，但他们却是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权力。各个时期的中国商人在服饰、携带武器、乘车和拥有土地等方面都受到限制。他们转贩商品的活动被看成是非生产性的、寄生性的，他们处于社会阶梯的底层。他们也没有权力，权力都被以国家武装力量为后盾的三位一体的地主-儒生-官吏所垄断。城市完全受这些统治精英所支配，而不像西方那样是由商人所控制。而且，商人也不愿他们的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而是会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为官为宦，购买田地，进入士绅行列。

政府官员严格约束商人的办法还有：控制其行会，管制其贸易活动并对其征税，对朝廷和政府所消费的大批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国家垄断，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类等。政府甚至还扩大到对盐和铁一类主要商品实行专卖，这些商品是全体居民的必需品。在这种环境中，中国的商人根本不可能像伦敦的商人那样当上市长，或者像德意志帝国自由城市的商人那样成为参议员，或者像荷兰的商人那样当选为议会的议长，更不用说像17世纪的英国商人和18世纪的法国商人那样成为革命运动的坚决参加者了。

注：本文摘选自《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王红生 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