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困境

当今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中，保护、传承与振兴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这和近年来的世界文化冲突形势有密切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进入了激烈的动荡时期。全球化达到顶峰之后急转直下：政治对抗、社会冲突、贸易战、恐怖袭击接踵而至，逆全球化乃至反全球化思潮渐起。在种种不同类型的矛盾冲突背后，文化冲突的底色越来越明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发表的保护文化多样性宣言和2003年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都体现了对当代文化冲突的关注和促进世界文化和谐发展的意图，然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努力能否解决当代文化危机却仍然是个未知数。问题的症结在于关于文化保护的观念和理论有太多的分歧矛盾，不面对种种文化保护与发展观念的内在矛盾，世界文化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空谈。

全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和冲突，究其源头应当说是起自殖民主义全球扩张的时代。按照19世纪的历史主义和进化论观点，文化是以进步和落后区分，落后文化的命运只能是被先进文化涵化和消灭，世界最终会在进化中走向大同。然而20世纪开始的民族主义斗争表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并非达尔文主义的殖民化进程，民族国家的兴起导致殖民文化体系的崩溃和全球对抗时代的到来。但20世纪后期冷战的结束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带来了一种新的乐观主义：似乎全球化意味着新的文化普遍主义的胜利。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未来学派关于未来大趋势的预测都是这种乐观主义的代表。然而冷战结束没过多少年，新的文化冲突以更加复杂和惨烈的恐怖主义形态再度复活。世界文化的未来是走向大同还是多元化？这个问题再度呈现出来。

以虚假的平等固化了文化差异

一个世纪前，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那部巨著中提到过一个概念“假晶现象”，他借用这个矿物学上的术语描述文化实体的内在矛盾关系具有的一种无机性特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城邦、国家、族群、社区等政治和文化实体形容为有机统一体，相信各种文化成分聚合在一起经过长时间的涵化作用或相互调适，最终会融合成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有机整体结构。这种有机整体观念确定了文化发展、聚合和组织化过程的不可逆性，因而也就无条件地承认了任何文化历史事实的合理性。但“假晶现象”的意思是说有时各种文化成分尽管聚集在一起，但只是在表面上成为一体，内在的结构还是相互分离并置的异质形态；在某些条件下这种异质性就会显现为分裂和冲突形态。斯宾格勒在书中举出的各种文化假晶现象的例证如预言般地在一个世纪后竟然应验——某些似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涵化融合的文化实体再度发生冲突和分裂，从而把当代文化危机内部隐藏的必然性机制暴露了出来。

为了应对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文化冲突危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张。但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对西方文化的批判针对的是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对东方的歪曲想象。与这种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相呼应，为对抗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文化的主流话语霸权而兴起了多元文化主义观念，对各种形态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保持警惕和对抗，激进者甚至无条件地否定任何一种文化差异理念。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本质上是文化相对主义，看似在主张文化宽容和平等，实际上以虚假的平等固化了文化差异，从而导致对文化价值和文化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否定。几个世纪以来世界文化在冲突和交流中产生的复杂性在于表面上的有机融合与内在的“假晶”结构造成裂变危机混杂在一起；一方面是主流文化的涵化作用导致的不平等，一方面是文化相对主义导致的文化差异固化与非价值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保护文化多样性主张因此而从观念上和实践中都陷入了困境。

另一种前景：从承认到分享

当代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能否摆脱涵化与固化的双重困境？这里涉及关于全球化时代文化危机的性质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的问题。

文化相对主义看起来是对任何一种文化不持偏见的平等主义，但实质是放弃认知、理解和承认的文化虚无主义。以一种不可冒犯的敬畏态度对待任何一种边缘文化，这种极端的“政治正确”态度其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呵护者态度。无条件地放弃文化立场和文化认知，是固化文化差异和文化危机的态度。文化保护不是对处于困境或濒危状态的边缘文化进行消极的呵护或疏离，而是在各种文化并置乃至冲突的环境中寻求相互认知、理解和承认。德国学者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这部书在标题中就提出了被他称作是“后传统时代团结”的文化关系理念——“为承认而斗争”。这里所说的“斗争”不是非此即彼的胜负之争，而是寻求作为主体的“承认”或被承认，即实现“主体间性”，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间形成的交互主体性关系。

在萨义德等人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中，弱势或边缘文化只是主流文化的想象所构建的他者。按照这种观点，文化保护似乎是在构建主流文化观赏、“凝视”和猎奇的景观而不是交互主体性。这种理论忽略了一种相对性：作为被想象和凝视的对象，这种想象或凝视所构造的他者意象对被凝视者而言却是一种反观自身的镜像；而镜像恰恰是人的主体意识发生的条件。在全球化浪潮中，一些边缘文化被主流文化冲击甚至湮没的过程就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意识消亡的过程，而在被构建为观赏对象的同时，也可能生成反观自身的镜像。当他者意识到自己作为他者的存在时，也产生了作为主体被承认的要求。这就是安德森所说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产生的背景。

这样一种“为承认而斗争”的文化冲突撕裂了西方文化的霸权秩序，却没有随之产生更有建设性的文化关系。“他者”对主体性的自觉造成了多元并置、对立乃至对抗的多元主体性，而不是相互承认的交互主体性。这正是当今文化多元主义策略面临的困境。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从相互对立并置的主体性诉求——“为承认而斗争”——转向相互理解的文化分享诉求。

从多元并置对立走向多元文化的互动与意义分享，这是走出当代文化冲突困境的一种可能性。文化分享的这种交互主体性与为承认而斗争的多元主体性之间最重要的差异在于：文化分享意味着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承认共存，而且是交往互动的关系。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交往不仅是承认他者的主体性，同时也意味着承认自身的他者性。换句话说，交互主体性同时也是交互镜像化：每一个文化主体在意识到他者具有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也从与他者的交往中看到了自身的镜像。

比如一名都市白领作为游客来到保留着自然生态的原住民聚居地，他可能会把土著的信仰行为看成是一种愚昧——这是典型的“文明人”主体的殖民心态。而当他进一步理解这些信仰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时，他开始认识到土著文化也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和内在价值，从而承认了作为“他者”的土著文化也具有和自己一样的文化主体性——这就是多元主体性观念的发生。而当他在和以传统方式生活于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原住民有了更加深入的交往之后，可能从他们对自然的信仰、敬畏和节制的生活态度与自己的世界观之间的反差中看到了被原住民主体所认知的自己作为“文明人”而与自然生态和原住民格格不入的镜像——这是一种反身意识所构建的自我批判意象，也就是自我的他者化。这种被他者化的交往经验就是与交互主体性相对应的交互镜像化，也是真正实现多元文化分享的观念基础。

区分“共享”与“分享”

“分享”这个概念在英语中通常译为share，而这个share再转译回中文又可译为“共享”，因此而产生了一些概念意义上的细微差异。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分享”和“共享”这两个概念的差异是不大在意的。然而在谈论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时，区分这种差异可能是重要的。比如人们在谈论如何“共享”一种文化成果时，他们所说的“共享”究竟是什么意思？很可能是说把这种文化改造成雅俗共赏妇孺可歌，大家都能接受和欣赏的形态。但这种“共享”的意义其实是在消灭文化的个性差异，也就是消灭文化的多元性。“分享”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文化交往和相互认知理解，尤其是通过交互镜像化而实现文化的自我批判，寻求真正的文化交互影响和共生发展。因此“分享”的英语译法应该是intersharing。区分“分享”与“共享”的差别，意义在于认识文化分享的实质性基础，这就是每一种文化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反身镜像认知和自我批判。

今天我们在城市化发展中提出要“记得住乡愁”，这种乡愁意象就是在重新认知、理解乡土民俗文化时产生的镜像。比如鲁迅在《故乡》中，作为主体的“我”看到了故乡的衰败、落后，看到了闰土的衰老木讷；同时“我”又从“圆规”的口中听到了“贵人眼高”的患了健忘症的“我”，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看到了自己与乡土记忆之间的疏离。对这种疏离感的反思正是今天重构文化记忆的自我批判世界观基础。

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我们的世界认知越来越被数字和虚拟智能技术制作的图式化场景所遮蔽，人变得越来越“智能”——依据程式运算的意识活动占据了智慧的中心，而被荣格称作“大我”（Self）的那个心身一体的自我智慧却被遮蔽乃至萎缩了。当我们重新审视和保护传统技艺与“工匠精神”时，实际上是在对疏离了心身一体智慧的图式化智能意识进行自我批判性镜像的反身观照。

从整个当代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运行机制的视野中看，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社会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是以传统的内卷化社会发展模式与当代发展模式的反差为镜像，对现代文明与自然生态的疏离和破坏进行的自我批判。

总之，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于抢救和保护远离当代时尚和先进技术的他者文化，更重要的是保护置身于当代文明、享受着文明成果同时深陷文明危机中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