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湄公河次区域（TheGreater Mekong Subregion，简称GMS）位于东北亚和南亚中间，由澜沧江-湄公河（中国境内段称为澜沧江，境外段称为湄公河）贯穿上游的中国云南省和下游的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5个东盟成员国该区域不仅拥有超过3亿的人口以及丰富的水资源和原材料储备，同时地处亚洲乃至世界地缘要冲，已逐渐成为以中日为首的各国角逐的重要舞台。一方面，此地连通印度洋与中国内陆并达中国东海，故可为中国提供代替取道马六甲海峡水上通道的陆上走廊，并赋予其进入印度洋的路面通道，这对“一带一路”的打造以及突破美日在东面的对华遏制意义重大；另一方面，此地不仅是日本二战后开辟海外市场以实现经济大国战略的重要支点（日本较早便对东南亚国家实施开发援助争取影响），而后成为其政治大国战略的关键支撑（特别在后冷战时期世界对中国崛起疑虑加深以及21世纪美国重返亚太寻求对华遏制的国际大背景下，日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下游国家的接触更带有明显的防华色彩）。与此同时，除了中日两国，美国、印度等国亦基于各自利益考量开始强化同该区域的联系。【1】

在围绕大湄公河次区域展开的地缘竞争中日本是中国特别需要关注的对象。从纵向上看，日本于二战后最早与该地区相关国家接触，逐步扭转自身战时负面历史形象，拓展经贸、政治、安全等方面往来，特别在1992年通过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和美国因在其中出资占比并列第一而影响最大）倡议成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以进一步加大对该区域的援助力度，从而成为当前对该地区极有影响力的域外非接壤大国之一。而基于长时间战略运作的基础，日本正从横向上寻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下游国家组成针对中国的“次级遏制体系”。“边缘地带”理论的创始者斯皮克曼结合“海权”与“陆权”的思想，揭示了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两种权势对抗模式：第一，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即海洋国家及边缘地带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边缘地带盟友间的对抗；第二，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联手同边缘地带某个强国对抗。而某一时期边缘地带内的权力分布状况将决定两种模式中哪一种占优势。【2】当今，重返亚太的美国（即便特朗普可能带来美国外交一定方向的转变但笔者认为依然存在总体的政策延续性）通过联合日本等中国周边的边缘地带国家，对从边缘地带实现崛起的中国实施围堵；而本就处于以美国为首的对华遏制体系之下的日本，又正试图与大湄公河次区域下游国家构建对华“次级遏制体系”，客观上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形成战略挤压。

围绕日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关系这一重要研究标的，本文主要从目前国内及西方学界关注较少的日本“泰国+1”企业战略视角出发，探讨日本国家战略的企业路径。文章将借用DSR概念模型，结合国际环境驱动力，清晰呈现着眼经济大国战略的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理性接近”，在此宏观背景下，研习日本近年来针对大湄公河次区域政治大国国家战略的企业路径缔造及实施，以为中国今后的战略应对形成“知己知彼”式支撑。

一、“理性接近”：DSR模型解析进路

在清晰呈现环境与人类活动因果关系的DSR概念模型中D（DrivingForce）指造成环境变化的潜在“驱动力”，S（State）指环境在上述驱动力下所处的“状态”R（Response）指人类在促进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所采取的积极“反应”【3】将此分析思路运用到国际政治领域，可将“驱动力”理解为国际环境压力，将“状态”理解为上述背景下国家对某种战略目标诉求的状态，将“反应”理解为国家实现战略目标而进行的战略手段选择。其中，并非按照从“驱动力”到“状态”到“反应”的单一逻辑，“驱动力”与“状态”存在相互建构，而“反应”则同时针对“状态”和“驱动力”做出（见表1和图1）。由此，试图立足DSR概念模型的解析进路来探寻二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在综合因素影响下的“理性接近”。

在二战结束后迅速生成的冷战格局中，日本作为美国打入东亚的“楔子”便首当其冲受其“驱动力”影响：美国需将日本打造为工业中心和“自由亚洲地区实现广泛复苏的引擎”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 于是要求日本弱化与中国联系，而通过修复同东南亚国家关系以实现自我和相关国家发展以共同抵制共产主义。【4】另外，日本又受到中国“驱动力”的影响：曾作为日本重要海外市场的中国1949年后与国际市场联系较弱。于是，处于美国“管制”状态以及失去中国海外市场的日本便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均完全依赖美国，同时基于百废待兴的经济大国战略诉求，便做出服从美国意志而与东南亚接近的理性“反应”【5】并选择着眼经济外交而不涉及政治参与的战略手段：针对东南亚整体的赔偿外交和个别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及经济援助。而对东南亚相关国家而言，彼时的国际环境“驱动力”更多让其处于追求自我独立之“状态”，故不可能向曾经的殖民者日本做出积极“反应”。

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强化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渗透，于1966年同美国主导创建亚洲开发银行，以此为基石支撑自己深入东南亚。同时在该时期继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于1961年成立东南亚联盟后，三国加上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于1967年正式建立东盟。东盟出现带来的“状态”改变，形成了与“驱动力”的互相建构：因成立之初寻求内部稳定、经济发展并对抗“文革”浪潮下中国共产主义威胁的需要，而更多受到“中国威胁”的“驱动力”影响。上述影响加上对经济发展战略诉求的“状态”，便让东盟做出理性向日本靠近的“反应”，从而带来双方合作态势的一度突飞猛进。【6】不过，日本虽不涉足敏感的政治安全领域却过于“功利”的经济运作，在20世纪70年代初逐步激起外界认为其欲借经济手段实现控制的担忧，由此导致东南亚多地出现“反日暴动”。【7】

日本针对暴动开始反思过于强调经济收益的“政经分离”政策产生的负面效果，而在日本内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1975年越南战争以共产主义阵营获胜的结果又带来了外部“驱动力”的影响。具体而言，日本通过反思此前政策运作和评估美国在远东一定程度战略收缩带来的国际环境变化，决定做出超越单一经济领域的“反应”，自1976年开始改变此前政经分离及主要着眼东盟国家双边关系的政策运作，转而在关涉东盟整体政治方面开展战略行动：第一，强化同东盟成员国的政治经济联系确保其对非共产主义阵营的从属以寻求地区政治稳定；【8】第二，拓展此前的双边联系为多边联系；第三，于1977年出台围绕“福田主义”的外交构想，声明日本不做军事大国，与东南亚人民寻求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并尝试成为东盟与越南之间的协调者以助力地区稳定【9】进入20世纪80年代鉴于全球性相互依赖增加的“驱动力”以及提升国际地位渴望的“状态”，日本在经济援助“反应”上更加重视相关受援国的经济利益诉求及整体安全保障，以寻求东盟在包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确认等国际事务中对于日本的支持。

同样在1975-1989年之间，东盟对日本的“反应”发生了极大转变，虽然依然不信任日本，但对其重拾军国主义的恐惧有所减弱，甚至做出扩大彼此经济贸易往来的理性选择。当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驱动力”以及东盟自身发展的“状态”诉求：第一，需要日本作为美国战略收缩后的协调者来填补真空；第二，需要与东盟存在优势互补的日本的市场及投资来实现进一步发展；第三凝聚力强化的东盟可对冲某一成员对日经济过渡依赖而可能产生的风险【10】。

冷战结束后，虽然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新兴国家相继出现，特别是崛起进程中的中国给日本带来巨大“驱动力”冲击：中国开始扩大双边贸易和强化政治联系以提升自身在东南亚的存在，特别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顶住压力拒绝人民币贬值得到东南亚国家巨大支撑的负责任做法，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积极与东盟展开自由贸易区构建的运作，都极大地冲击了日本追求东南亚经济领导地位“状态”的考虑。与此同时，后冷战时期美日同盟强化以及对日本承担更多全球及地区事务的“驱动力”要求，促使桥本龙太郎首相1997年提出“桥本主义”，即在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经济联系的同时，扩大日本与东盟间的文化交流，增加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并通过多方努力来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11】

在此阶段的20世纪90年代，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四国先后加入东盟，自身“状态”的变化与国际环境“驱动力”的混合作用，使其与日本理性接近的“反应”更为积极：第一，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朝相互依赖迅速迈进，东盟整体发展（特别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加入东盟的相对落后的四个国家）需要依托当时亚洲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日本；第二，代际变化减少了历史负面记忆的影响，特别伴随日益增长的经济关联，东盟逐步视日本与自己绑在同一辆“经济战车”，对其军国主义复燃的恐惧大幅降低；第三，东南亚国家视日美同盟的强化不仅为域外平衡手继续维持东亚均势的承诺同时是抑制日本的“安全阀”；第四，虽然搭乘中国经济便车，但鉴于对中国崛起怀抱疑虑，便欢迎同处东亚域内的日本参与地区政治安全事务以实现大国平衡。【12】

在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相互理性接近的历史进程中，前者又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关注大湄公河次区域下游国家，后于90年代早期针对该地开始了援助战略运作，并同时大力支撑日本企业进入东南亚地区以实现多方共赢。【13】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开始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建立更为直接的联系，同时在政策操作上带有更明显的平衡中国倾向。日本因在亚洲开发银行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又由亚洲开发银行倡议启动，故试图从更易受自身影响的地区出发通过主办与湄公河次区域下游国家的领导人峰会及各类部长会议，以分化日益受到中国影响的东盟整体。2004年11月，小泉纯一郎首相首次与柬埔寨、老挝、越南三国首脑举办峰会，四国外长在峰会后讨论出具体合作方案；2007年1月，在第三次日本、柬埔寨、老挝、越南的四国外长会议上，日本提出日本-湄公河区域伙伴关系计划；2008年1月，首届日本与湄公河地区五国外长会议在东京召开，会议敲定了日本将提供2000万美元援助湄公河地区东西经济走廊的物流配送体系建设等重要议题；【14】直到最近的2016年7月，日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下游五国在东京举行了第七次首脑会议总结基于《东京战略2012》的种种发展成果并展望未来合作的深化。【15】

二、“泰国+1”战略缔造：国家战略的企业路径酝酿

回顾历史进程，日本已对东南亚国家经营多年；到20世纪末，经济大国身份的获取支撑其为寻求成为 “正常国家” 的政治大国目标而运筹帷幄；而进入21世纪，其日渐将强势崛起的中国看做需要谨慎应对的结构性挑战，于是在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中又特别针对自身影响相对更深的大湄公河次区域进行多方战略运作。除了比较常见的国家宏观外交之外，支撑国家战略的企业路径则是独具日本民族着眼细节特色的战略手段选择。日本政府出台各类战略助力日企进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打造日本面向全球的制造品出口支点，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同时为当地相关企业提供先进技术并吸纳劳动力，实现经济共赢的同时增加其对日本的经济依赖及文化认同，最终反馈到政治上的影响力强化。

鉴于泰国作为创设东盟的最老牌国家，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下游国家中经济发展最成功者，相对其他东盟成员国特别是大湄公河次区域下游其他国家在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对国际性人才的打造上占据优势，日本针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国家战略的企业路径，主要围绕泰国展开，特别从2013年开始进一步酝酿“泰国+1”战略，【16】其核心是针对日本企业在泰国打造的生产基地，强化其技术密集型产品供应及高附加值生产功能，并转移该地的劳动密集型工序到周边的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甚至更远的越南），将此前主要围绕泰国打造的日本企业国际生产供应端拓展为布局泰国和柬老缅三国的整体产品输出地以实现经济收益提升并在加强对关涉区域影响的同时，以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助力成就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目标。

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支撑日企进军泰国，特别在80年代“广场协议”带来日元升值以及开始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战略运作后，入驻泰国的日企数量飞速增长，它们主要集中于泰国曼谷及周边六府密集分布于关涉电机、运输、机器制造、化学制剂、汽车等行业及关联的钢铁、橡胶、电子、玻璃、皮革等原材料产业，形成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日企在东南亚最大并最具竞争优势的生产集聚地（见图2和表2）。【17】集中于上述区位的日企曾凭借当地廉价劳动力优势，将泰国打造为包括移动硬盘等劳动密集型工序以及各类制成品及零部件产品的全球供应基地，2011年泰国遭遇洪灾后对世界供应体系及日本经济的较大冲击从侧面证明了该地在世界产业链条中的重要地位。不过，日本近年来却开始在泰国面对越发棘手的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使得日企在该地生产的面向世界的工业制成品不再具备比较优势，同时因为工资问题而与当地劳工产生的纠纷也不利于日本形象的塑造；但从全球产业布局来看，日本已对泰国的产业集聚地形成路径依赖，同时也需要借助该地经济运作来对大湄公河次区域下游国家施加政治影响。鉴于上述考量，日本逐步酝酿以泰柬老缅整体为支点的“泰国+1”战略，以图打造如图3所示的从泰国曼谷辐射周边关键城市的网络体系（甚至远至没有与其接壤的越南）（见图3），同时又基于对泰国及周边的柬埔寨、老挝、缅甸三国以下几个方面的综合评估。

首先泰国自身的基建整备计划。日本最开始着眼的自然是战略的核心地泰国而泰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又与日本“不谋而合”2013年3月，泰国决定花费巨资兴建并改善国内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转变此前主要对于公路运输的依赖，【18】并主要着眼三个方面以助力强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第一，“运输方式转换”或者“多运输方式并进”，包括更新铁路设备、建设更多的双轨铁路线、整备港口和岸堤，旨在减少泰国对公路运输的过度依赖，转为依托铁路及水路体系，特别是伴随既存铁路向双轨线路改造升级，交通运输能力将极大提升；第二，贯彻“连通性”，包括发展新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并对传统线路进行升级改造，旨在打造同国内各地区以及邻近国家的交通网络；第三梳理“流动性”，包括提升城市铁路系统实现铁路立体交叉化、国道四车道化、海岸观光道路更新，旨在打造高效交通系统。【19】

其次，柬老缅三国国内及地缘区位的变化。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三国被日本称为“东亚最后的新前线”，它们直到20世纪末还依然徘徊于“低收入国家”行列，而伴随经济全球化机遇，于21世纪初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2000-2013年间的年均GDP分别达到7.9%、7.3% 9.9%，增速远远超过同期其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而且在2013年，三国的人均GDP均超过了1000美元分别达到1028美元 1594美元、1113美元。【20】消费能力的急速提升创造了重要的国内市场机会，除此之外，三国还借助国际援助正大力改善基础设施状况。

日本早在1992年便通过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大湄公河开发计划2013年该计划已进入第三阶段，针对重点项目投资总额513亿美元，而其中的86%均投入到包含道路整备等基建领域。【21】与此同时，日本自2009年开始便每年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下游五国举行首脑峰会，并在2012年通过《东京战略2012》的共同宣言，确立“联通的湄公、更好的世界”的战略目标拟通过中长期的援助战略，着力将该地打造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支点。

也正因为如此，柬老缅三国所处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内的南部经济走廊、东西经济走廊和南北经济走廊的建设得到迅速发展，2015年2月柬埔寨横跨湄公河的乃良大桥(NeakLoeung Bridge)得以竣工，由此实现柬埔寨金边与越南胡志明市、泰国曼谷这三大都市的陆路连接。三大走廊基础设施的迅速完善，为日本制造业向泰国周边扩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另外，与中国和东盟内部其他先发展起来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同，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因较晚发展故还保持劳动力成本上的人口红利。由此，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便可形成日本以泰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的重要补充。

最后，柬老缅三国中以缅甸为代表的人口红利。按照2012年的统计数据，泰国有1406万年轻人（15-29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虽然老挝只有211万，柬埔寨只有467万，但单单缅甸一国则超过泰国达到1443万（而且大多数年轻人在缅甸从事的是农业，故便于吸纳到制造业），而这种人口优势则能较好克服泰国日企面对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虽然日本与缅甸的合作相较柬埔寨和老挝较晚，但目前也正在走向正轨。【22】

在诸如泰缅边境的湄索等地区日企业已开始雇佣缅甸的劳动力；而一直踌躇于是否开发边境的缅甸政府，也认识到需要依托相关商业模式来实现国家经济发展，于是开始在泰缅边境打造经济特区，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与泰国湄索地区相邻的缅甸瓦底地区，以及坐落于泰国曼谷和缅甸土瓦之间的提基地区。

瓦底是与泰国湄索地区相连的位于缅甸国境的城市，同时还处于东西经济走廊，彼时连接湄索地区和瓦底的道路在泰国境内段已扩展至四车道缅甸境内的道路也正依托泰国资金进行升级改造。2013年8月，外国人经由瓦底入境缅甸的限制大幅放开；同时，缅甸已开始在距离瓦底150km左右的缅甸内帕安地区的一座工业园区内经营企业，待该地区道路改造升级结束，经济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另外，从瓦底出发经帕安到达仰光只有300km左右的路程，现在因为道路交通不便需要较长运输时间，而等交通基建改善之后，将可以实现从曼谷到仰光的陆路及水路便捷运输。

与瓦底的较好地理区位类似，土瓦距曼谷约300km，距泰国东部海岸线的工业集聚区约450km，距位于泰缅边境的泰国北碧府仅132km。2010年11月，泰国的一家民间企业开始了对土瓦经济特区的开发，规划面积将覆盖20500公顷约是仰光郊外的迪拉瓦经济特区面积的10倍。不过，因为单靠上述企业存在开放上的困难，泰国政府与缅甸政府之间于2012年11月开设高级别委员会，从国家层面接手该地区的开发。委员会制定了共计860亿美元预算的开发计划，并于2013年6月成立特殊任务公司来具体执行。日本政府也对土瓦的开发十分关注，连接土瓦和曼谷的四车道建设完工后，将实现泰国向印度、中东及非洲等地的绕开马六甲海峡的货物出口。与此同时，这条道路还能延长作为联通印度支那三大城市（胡志明市、金边、曼谷）的南部经济走廊。

三、“泰国+1”战略实践：国家战略的企业路径贯彻

基于上述战略缔造，日本的“泰国+1”企业路径具体从两个方面进行实践：作为生产供应链核心的泰国日企自身生产基地功能的提升，以及从泰国日企向柬埔寨、老挝、缅甸进行的劳动密集型工序转移。

（一）泰国日企基础功能的内部提升

泰国日企自身生产基地功能的提升，首先表现在打造更多针对周边国家民众需要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在围绕泰国与周边的柬老缅三国打造新的日企全球整体生产供应链的同时又注重强化泰国日企与柬老缅三国间的内部良性交互，由此促进硬实力上的经济发展与软实力上的民间认同。伴随三大经济走廊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序推进，从泰国到柬埔寨金边等地的交通运输日益便捷；而近年来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柬老缅三国因承接泰国劳动密集型工序基础上的自我产业创建，又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提升居民总体消费能力，三国市场正呈蓬勃发展之势。由此，日本不仅可以将泰国与周边打造为整体的生产供应基地，同时可立足泰国生产更多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到周边不断扩大的市场，形成良性的内部自循环，这也便决定了需要更新日本企业在泰国的生产结构，即不仅需要扩大生产规模，还需要进一步缩短满足周边市场需求的技术密集型新产品的开发周期。就此，日本已从国家层面对企业形成支撑，如专门拨款给企业以及相关智库进行技术开发、知识传导和市场调研，以寻求针对外国民众精确需求的“供给侧改革”。

基于上述“供给侧改革”思路，日本政府从提升企业研发能力的角度，支持各日企在当地的多种关涉高附加值生产部门的打造。例如，在国家政策的支撑下，日产汽车行业已于2013年开始着手打造当地的汽车研发部门——“日产技术中心东南亚”（NTCSEA），并已形成由该部门对接汽车生产初期工程之后的所有开发流程；三菱汽车在泰国的分公司也打造了与日本本土总公司同样的产品研发及质量测试部门。【23】泰国目前的劳工成本虽不占优势，但较好的教育水平支撑了各类高端研发人才的培育，同时企业税减免等政策也对日本企业更多部门的完备形成利好。虽然日本各行业还未将所有本土的研发部门复制到泰国，但产品的设计变更（如制成品加工手段更新与图面修正）、满意度反馈更新（如汽车外装内饰等的研发）等工序恰恰在当地市场运作才更易满足消费人群的需要。

除强化满足周边民众需求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以构成泰国与周边三国的良性内循环之外，日本政府还积极主导当地不同行业间日企的协同运作以强化“高附加值化”。例如，整车制造商（如三菱汽车）往往与专营某一种零部件的制造商（如专营轮胎的普利司通）高度关联，类似这种互补型企业需要在特定领域开展协同研发。另外，一般而言，整车生产企业实力雄厚，在泰国新设研发部门的阻力相对容易克服，而零部件制造商中的中小型企业在当地进行必要的人员派遣、设备配置等系统投资则较为困难，特别还可能缺乏对冲投资风险的能力，于是便需要构建对专营零部件的中小企业的援助机制，以避免零部件创新迟滞并对汽车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对此，日本政府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战略支撑：其一，支持上述中小型企业最开始租赁当地的不动产运营商提供的场地和设备进行初级产品的研发生产，若生产无法维继，中小企业便不再强行打造研发部门，若生产能够逐渐步入正轨，再支持其引入日本本土的高端设备以进行高级产品的研发生产，由此对冲一次性投资额度过大却无法继续而产生的风险；其二，大型企业、研究机构与中小型企业形成共同开发研究的良性互动，特别尽可能将中小型企业选址布局在大型企业周边，通过即时互动形成中小型企业的正向激励。【24】

基于上述两大层面的战略运作思路，日本政府又将泰国日企按照“扎根当地的基础功能特征”与“产生附加值的高端功能特征”进行细分，从多层面对日企在当地的运作形成复合支撑体系。【25】

前者的支援战略主要包括：其一，助力企业选址。考虑到研发高端人才一般居住于城市，同时城市也是更好的消费市场，故入驻泰国的日企历来主要集中于曼谷及周边6府日本政府支撑将来入驻泰国的中小型企业也选定日企聚集区，以实现与互补企业的较好沟通。其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泰国工业园区适应生产所需的基础设施支撑相对其他东盟国家更为完善，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正协调日企备齐助力研发的各类设备，并降低环境污染、协调周边居民共存状态等问题，以构建日本企业正面形象。其三，助力与地方政府沟通及企业间的相互援助体系构建。泰国政府虽出台了助力研发投资的各项政策，但日企需要与地方政府较好协调后方能较好将国家政策对接落地，日本政府在此进程中会协助日企运作。

后者支援战略主要包括：其一，构建吸引人才的“硬件”和“软件”。日本政府正推动日企提升所在工业园区的工作及居住环境等“硬件”，同时举办以当地和日本流行文化为主题的交流活动等“软件”建设，增加当地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及亲近感，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其二，打造培育人才的机制。除了吸引当地高端技术人才进入日企，日本政府推动当地多家企业合作建立技术、语言、管理等内容的人才培育机制，并拟与当地大学建立实习制度关联。其三，促进共同研发及信息交流安全。日本政府助力协调将某个企业内部的“封闭式”单体运作拓展为“开放式”共同研发，如具体就在泰国的日企而言助力汽车产业、电器产业等不同领域企业的协同开发，并做好与相关泰国企业的信息共享；而从更广范围来看则协调泰国日企与日本本土研发数据的互动，同时在所有的协同研发中又特别注重体系内交流的信息安全及研发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由此，最大化产业集聚地的规模效应以实现“高附加值化”。

（二）泰国日企多余工序的外部转移

在提升作为生产供应链核心的泰国日企自身生产基地功能的基础上，日本还同步将劳动密集型工序从泰国转移至周边以形成完整的“泰国+1”战略运作。从泰国向柬埔寨、老挝、缅甸进行的产业链转移，是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后三国经济社会环境改变而创设的新型生产管理体制及商业战略模式，其背后得到“生产分散理论”（Fragmentation Theory）思想的支撑。简单地说生产分散理论认为应将一个地区的生产活动按照不同地区的地理资源禀赋分散成多个生产区块。传统意义上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所有生产工序往往发生在某个地区的唯一工厂内部，而生产分散理论主张按照不同的生产区块（Production Block）或者生产工序（加工对象随生产所处不同阶段而变化）进行分工而负责对接不同生产区块的企业则按照资源禀赋以及区块之间的运输成本、关税额度、贸易手续等情况进行选址，从而降低整体的生产成本。一般而言，分散化操作有微观和宏观两个思考维度：微观上涉及从某企业向企业间转移，即将某企业内的某些生产工序转包给其他企业；宏观上涉及行业整体从国内向国外转移，即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工序转移到相对本国人工成本更低的国家（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2000年以后包括泰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普遍承接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工序）。

日本学者又进一步将上述理论模型定义为“二次元生产分散”。如图3所示，左下角的国内企业内生产分散是指企业在国内不同地点选址来分散工序生产，左上角的国内企业间生产分散是指将生产工序分散于国内的不同企业，右下角的国际企业内生产分散是指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地点选址来分散工序生产（这种模式特别适用于跨国公司的本土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间的运作），右上角的国际企业间生产分散是指将生产工序分散于世界的不同企业（见图4）。以此理论为支撑，日本对泰国投资已围绕曼谷及其周边构建较有规模的产业集聚地，并形成类似图4的生产分散结构（见图5）。

日本在2013年提出的“泰国+1”战略，则是把泰国形成的生产积聚地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向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转移（见图6）。这与此前由日本向泰国的生产分散路径的不同点在于：日本主要围绕泰国首都曼谷及曼谷周边作为转移目的地，而从泰国向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进行生产工序转移的选址，除了包括柬埔寨金边、缅甸仰光等人口积聚的大都市，还有处于泰国与三国接壤地区的中小城市。上述战略操作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柬老缅的劳动力成本均比泰国低，而人口集聚的大城市则具备更多的市场机会；其二，国境附近的中小城市的劳动力成本相对大城市更低；其三，从泰国到这些边境城市的交通已经得到了较大改善；其四，柬老缅三国正在寻找向边境地带的投资机会。

鉴于此，日本正将位于泰国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向周边邻国转移，例如在汽车行业中，世界五百强的“日本矢崎总业株式会社”已向柬埔寨和越南转移电子线束（电子控制输入与输出的导线）等生产工序，在电机工业领域，日本美蓓亚株式会社也从泰国将家电及电子机器用的精密马达组装工序向柬埔寨的金边转移。【26】以泰国为中心向周边进行供应链的扩展，不仅能从供给侧增加产品供给，还能通过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在需求侧扩大消费市场，另外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又分散了风险。而鉴于南部经济走廊东南侧作为重要港湾的地缘特征，其伴随日企向该地进行生产工序转移带动的区域整体发展，自身的出口功能将得以强化，这便使得该地对整个东盟、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各类产品出口将上一个新台阶，而日本在其中的影响则会进一步强化。

四、对策建议

考察日本国家战略的企业路径，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应做好“战略模拟”，即思考如何制定更为详实可行的战略以助力中国企业更顺畅地在海外落地，这对中国更多民企走出国门并避免此前国企投资时往往被误解成带有政治目的而遭遇投资挫折意义重大；与此同时，针对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逐步增强影响力的日本可能于政治安全领域采取更多不利于中国的政策，中国又需特别做好预判式“战略反制”。

首先，就“战略模拟”而言，在已有的相关战略支撑基础上，需模拟日本企业路径着眼细节的特质，总结已走出去中国企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聚焦央企国企和民企进行较为具象的战略缔造。就前者而言，中国多家央企合力首次在海外进行全产业链“走出去”的“亚吉铁路”建设，更新了由以政府对外援助为主到支撑企业对外进行合作为支点由传统工业制成品贸易到中高端产能协作转变的合作模式探索【27】此运作方式值得“后出者”借鉴；就后者而言，“华为”是民企走向世界的典型代表，类似于日企在东南亚地区助力国家正面形象塑造的软实力建构，其亦在相关国家通过直面媒体询问、积极赞助等方式争取当地民众好感，【28】并正将国内趋于成熟运作的“一云二网三平台”新型智慧城市打造思路推广到全球实现共赢。【29】中国可将类似的运作模式在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尝试，当然，中国企业“出海”虽正逐步走上正轨却还不够成熟，诸如专利摩擦（如华为和三星近来围绕知识产权之争）等关涉现存国际规则的“遭遇战”，无不告诫中方对国际法领域的涉足亟待深化，以及需大量培育及引进对熟识现存国际规则、精通外语及国际法等专业知识的高端人才。

其次，就“战略反制”而言，需特别警惕与东南亚国家接近的日本将“经济影响”转变为“政治影响”，其中一个较为有代表性的案例便是中国高铁走出去遭遇的“泰式困局”。同样面对从英拉到巴育的泰国政府更迭，高铁竞争中财政形势、技术手段等多方面占优的中国却败于日本，背后原因便是日本早在20世纪于此地开始的“精耕细作”及在关键时点的政治影响力转变。【30】鉴于此，中国需要吸收日本着眼细节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从大局出发的比较优势，以“宏观-微观”同步运作的系统性思路做好“战略反制”。

第一，以“全球治理”应对“区域治理”。日本着眼细节进行区域运作在东南亚地区给中国制造战略阻塞，中国则需要用一种同样着眼细节但是又高于区域层面的全球治理理念加以应对。特别是，东南亚相关国家的战略本质是“大国平衡”，而日本本身也是其平衡的对象，因此在“一带一路”的共赢平台以及其他一系列范围更广的全球治理领域，可争取相关国家从“中国威胁”到“中国机遇”的认知转化。

第二，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全球治理”理念下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一条有效路径，具体涉及中国“单体”和中国及相关国家“多体”两个方面。其一，全球治理涉及的关键概念之一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的单体“话语叙事”为世界所欢迎，下一步需要思考的是在共赢中削弱背后的政治色彩。其二，“一带一路”话语体系还是与相关国家的“多体”“共同叙事”，正如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九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第一个明确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等多个“第一”【31】的共同友好记忆。另外，还可以借共同的“历史遭遇”来争取东南亚相关国家“平衡”日本：同为二战期间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中国可尝试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在“慰安妇”、二战受难者等问题上开展联合申遗工作，【32】以在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的同时，唤醒相关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复燃的警惕。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