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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秩序的构建 基于中美日视角的分析
2017年2月3日
来源:《国际观察》2016年06期

沈雅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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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是经济迅速发展但军事安全形势错综复杂的地区,也是中、美、日三国利益深度交汇、分歧高度集中的地区。中、美、日作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和亚太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围绕着亚太秩序构建互动密切,博弈激烈,并在相当程度上引起更多亚太国家的反应,为地区安全和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本文立足于亚太地区力量格局调整和地区秩序演变的现实,从中、美、日三方视角出发,分析其对于亚太秩序的政策主张,挖掘其认知的共识和分歧,并提出一些设想和建议,以抛砖引玉。

一、亚太秩序的构建成为竞争高地

亚太是站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节点”,还是面临“世界旧秩序分崩离析”的危险时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大国之间的互动。中、美、日从对亚太战略环境的评估和自身利益需求出发,提出各自的地区秩序主张 并加大对亚太的资源投入,引导地区秩序的重塑。

(一)中国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

对中国而言,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中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范围不断拓展 复杂性上升,中国需要将周边营造为有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可靠的战略依托。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隐患亟待化解,这也在客观上成为推进地区合作的契机和动力。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兼具地区性和世界性的大国,需要承担起向国际社会及周边地区贡献公共产品的责任。

2013年10月,中国召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重申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 即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树立构建以周边为基础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并由此走向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此后中国在多种场合提出自己对包括亚太秩序在内的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张,开展积极、活跃的周边外交,系统地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运作,重视亚太经合组织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关键作用,推动地区各类贸易安排和合作机制优势互补,并业已在地区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改革方面与许多国家达成一定共识,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国积极推进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机制、博鳌论坛、香山论坛、亚信上海峰会等平台以及东盟主导的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秉持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 为未来地区安全架构的形成奠定基础。要看到,中国与地区国家间的关系尚处于艰难的磨合过程中,对地区合作的参与还在演变中,因而中国对地区秩序的塑造和引导作用也有待进一步发挥。

(二)美国以“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既定方向

无论从例外主义情结抑或霸权稳定论出发,美国都认为,其所主导的霸权型秩序是二战后亚太地区保持70年相对和平和经济增长的基础 在美国看来,正是由于它长期担当亚太安全的保障者、争端的仲裁者 国际法的支持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的重任,地区国家才获得庇护,从而得以腾出资源聚焦于经济发展。同时,由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对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进行资源投入,使自由贸易体制得到普及并创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亚洲奇迹”方得以实现。对美国而言,“全球领导权并非美国的利他行为,而是战略必需品。”在由美国主导的秩序中,美方的主张和偏好得到反映,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得到扩展,相关国际制度的产生、运作以及国际议程的推进等均能体现它的利益,美国由此保持了强大的领导力,成为“系统的操控者”。

21世纪头十年,美国因受制于反恐,将战略关注的重点停留在中东,错过了与亚洲区域合作交汇的时机。如今,面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地区一体化进程迅速推进的现实,奥巴马政府怀疑中国正在塑造一个“中国中心主义”的地区秩序,把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和安全建构之外,继而挤压它在该地区的利益,削弱其介入亚洲事务的能力。“在历史的转折期,美国要做出战略调整,确保自身的领导力继续成为亚太秩序转型的基本要素。”

作为一项包括军事、政治、贸易、投资、发展以及价值观等所有要素的综合性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成为攸关美国未来的亚太秩序主张。为此,美国加大对亚太的军力倾斜,升级地区同盟体系,调整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介入亚洲海洋权益争端,增强亚太区域机制的布局,并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一旨在重掌地区经济事务主导权的战略圈。归根结底,该战略的总体目标是要长期维持一个“基于经济开放、和平解决争端、民主治理和政治自由等原则的地区秩序”。

(三)日本奉行“积极的和平主义”

亚太地区力量结构的变动对日本造成双重冲击:一方面,日本担心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减弱,亚洲可能出现权力真空;另一方面,日本不愿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大大动摇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准则”,日本希望与美分担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为亚太安全发挥更大作用,并立下“永远不会做一个二流国家”,而将扮演好“规则的促进者,共同利益的捍卫者,以及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盟友和伙伴”等多重角色的誓言。2013年底,日本批准其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以“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为基本理念”,并把它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为此,在国内,日本安倍政府通过制定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修订国家防务计划大纲、出台一揽子安全法案、推动重新解读宪法第9条并为集体自卫权松绑等举措,强化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能力。在地区层面,日本与美国共同推动同盟关系朝着“更加平衡、有效的方向”发展,加强双方在安全战略、军力前沿部署和协同行动等方面的对接。日本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和伙伴——菲律宾、越南、印度、澳大利亚等列为合作的重点对象,构建网络化安全体系,高举“海洋法治”和“价值观外交”的旗帜,积极塑造“开放、稳定的海洋秩序”,争当“亚太安全合作的领导者”。为了扮演好区域经济合作的“枢纽国家”这一角色,日本还参与了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东亚“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关系”(RCEP)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在内的亚太多边经济合作等地区合作安排。

二、中美日互动攸关亚太秩序的走向

中美日三国间战略竞争与合作并存,利益融合与博弈交织,各组双边关系均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三方的力量态势、对外政策取向及处理亚太事务的能力,将深刻影响21世纪亚太战略形势的发展和地区秩序的走向。

(一)中美关系是亚太秩序的核心问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建交及“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太或世界任何地方谋求霸权的努力”声明,为冷战中的世界注入极大的正能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国际格局的变迁。时至今日,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更大的全球和战略意义。尤其是中美分别被赋予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身份,步入权力转移情境下的战略敏感期,两国关系成为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议题。在中方看来,美方有意阻挡中国的崛起,以民主、人权为幌子,破坏中国国内政治结构。在美方看来,对华接触政策既未成功地推动中国的政治自由化,也未能对中国挑战国际秩序予以约束。于是在双边互动中出现了一种美方反复说“不谋求遏制中国”中方不断讲“不挑战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的局面。对于中方发起的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美方虽然接过了其中关于开展务实合作、有效管控分歧的内容,却并没有为该倡议的提法背书,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不情愿认可中国的平等大国身份,不情愿看到二者站在同一个道德平台上”。在地区经济机制蓬勃兴起和安全架构初步浮现的过程中,中美分歧趋于尖锐。未来,美国必须思考如何适应这个已经发生变革的、日益呈现多中心化态势的世界;中国也当向世界证明如何打破“国强必霸”的窠臼。中美惟有走上合作之路并保持友好态势,才能激发更多国家对未来秩序的信心。

(二)中日关系是亚太秩序的内在成分

中日实力地位的变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直接。日方视中国为最大的外部威胁之一和主要的竞争对手,尤其关注中国海军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对美日的海上主导权业已形成的挑战。日本希冀与美国共同塑造地区安全环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倾向于合作而非对抗关系”。对中方而言,中日关系掺杂了领土主权争端、地缘政治竞争 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等多种负面因素,美日同盟的升级和日本发展自主军力亦带有合力制衡中国的动机,中日政治关系的复杂性显著增加。随着美国加大其介入亚洲事务的力度,中日关系更成为一组离不开“美国因素”的三方关系,日本对华政策的取向与中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关联,中日矛盾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和美国所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之间的矛盾。近年来,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明显干扰了一些次区域合作机制如中日韩合作的运行,也加剧了两国在第三方合作项目中的竞争。可以预见,任何一种可能的亚太安全图景,都必须将中日间相对稳定的伙伴关系包含在内。对日本而言,其难点将是如何在中美之间找到自身的合适定位。

(三)美日同盟是亚太秩序的客观现实

自1951年以来,美日一直把两国的同盟关系奉为亚太秩序的“基石”,双方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中实现了安全战略的高度一致性和军事力量的高度互用性。正如任何结盟的国家都要在“被抛弃”和“被牵连”之间寻求平衡,美国始终要克服一个双重困境——既担心日本“离心”,如此前鸠山内阁时期一度出现的“同盟漂流”;又担心受日本“牵连”而被迫卷入如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地区冲突。对于日本来说 也存在这种双重困境。然而,为强化日本在维护由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方面的作用,双方依然于2015年4月成功修订了《防卫合作指针》,就军事安全合作的转型和日本安全政策的变革达成共识,进一步密切了同盟关系。在中国心目中,军事同盟是基于冷战思维,业已过时,但因得到美国及其亚洲盟国的支持而继续存在。美日同盟加强有针对性的安全合作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也不利于地区各国的共同安全。因此,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既是亚太秩序中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也是一项需要改革的内容,应当增强其与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兼容性。

三、关于亚太秩序认知的基本共识

自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涌现出大量的多边合作平台。在区域层面,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及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合作进程。在次区域层面和功能领域,有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虽然泛区域合作的制度化水平有待提高,但地区和平已拥有更为可靠的制度保障。亚太秩序作为对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进行制度性管理的模式,可以说,已经发展出一套能够为中美及更多亚太国家所共同认可与遵循的行为规则和组织安排。

在这种相对稳定且良性互动的秩序安排下,中美日皆认为,现行亚太秩序在引导地区避战趋和、促进发展上有其成功之处。首先,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对抗的风险下降。地区主要力量包括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之间的博弈相对克制,没有出现恶性竞争,各方在避免冲突、管控分歧等方面具有共识,加强了军事信任和危机管控。其次,绝大多数国家的主权未受侵犯。亚洲国家间尽管存在各种争端,有时争吵激烈,但基本没有发生边界被武力改变的情形。再次,亚洲经济的发展接连取得“奇迹”。以2014年为例,亚洲地区GDP增长4.0% 略低于2012年、2013年的4.4%、4.5%,但仍排名世界各地区之首 进出口贸易增幅也继续位居前列。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 潜力最大、合作最活跃的地区,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引擎。

中美日三国均认识到,当前的亚太秩序在应对新老问题上显得吃力,对改革的需求和相关推动力都在增强;而亚太政治和经济图景的多样性增加了秩序构建的难度。安全上,亚太国家各自关切不同,彼此信任的程度偏低,大量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复杂交织,制约着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例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至今陷于停顿,“东北亚困境”迄今未突破。面对美国重返亚太、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积极和平外交等攻势,东盟国家不同的政策倾向使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团结性遭遇挑战。经济上,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盛行,既有美国主导的高标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有东盟主导的16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中日韩自由贸易谈判(FTA)等。尤其是TPP和RCEP体现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主导权冲突和利益矛盾,形成竞争之势,对如何实现APEC框架下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B&R)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已成为地区经济安排的一部分,但仍需与现行机制进一步接轨。

此外,中美日三国关于完善亚太秩序的主张包含了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和规则。其一,均希望避免“冷战”,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对于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热点问题,主张使之进入相对稳定的管控状态。其二,均积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强调构建基于规则的亚太秩序。只不过中方主张遵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以普遍接受、公正合理的规则为保障。美方把一个“基于对航行自由、飞行自由、国际法律、和平解决争端以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等规则的地区秩序”视为持久的国家利益。日方则希望国际机构、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共同致力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由此形成官民并守的全球性准则。其三,中美日三国均重视发挥地区各国的作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10月出席第八届东亚峰会时曾以“一把筷子捆在一起才不易折断”比喻东亚合作,籍此表明,“每个峰会成员国对地区的安全稳定都负有责任。”美国则强调,地区制度安排必须得到该地区国家的广泛支持,否则其制度架构将是不稳定的。日本积极推动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组成“四边”框架,也是因看重“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对于塑造亚太地区秩序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四、关于亚太秩序认知的深刻分歧

中美日对亚太秩序性质和面貌的看法截然不同,特别是面对中国崛起,美日战略上的趋同凸显了地区安全和经济秩序中正在浮现的一种全新的二元结构。

(一)对形势的评估:稳定还是动荡?

西方政界和学界频频表达对亚太地区出现紧张、冲突的担忧,有人甚至将亚太地区与1914年前的欧洲相提并论,称之为潜在的“火药桶”,这在每年年初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和年中的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体现得十分突出。在美国看来,世界正处于一个“转型和动荡时期”,亚太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充满变数,印度的潜力、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侵略”,都对大国关系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官方表态称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崛起,但学界和媒体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寻求把自身塑造为一个与美国分量相当、或者更甚于美国的亚洲领导者”,致使美国自冷战以来从未受到挑战的地区主导权遭到侵蚀,地区安全形势有升级和发生冲突的危险。

在日本看来,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提升了亚太地区的重要性,这既带来更多的安全合作机遇,也导致地区紧张局势的不断出现,包括领土争端的激化、历史敌意的加剧、核扩散趋势的难以遏制等。日本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面临更为复杂、重大的安全挑战,“灰色事态”造成的风险因素更加尖锐。有学者指出,当前是日本自冷战以来首次面临“挑战远大于应对挑战的能力”的“安全赤字”状态。若处理不当,日本“有可能被卷入秩序变动的漩涡,淹没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

中国则认为,周边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充满生机活力,有明显的发展优势和潜力,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中国强调,“太平洋足够宽广,可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特别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这里不应该成为博弈的竞技场,而应成为大家包容的平台。”诚然,中方也指出,当前亚太合作的不足之处在于政治上缺乏包容性,经济上缺乏公平性,安全上存在双重标准 亚太秩序是一个“圈子俱乐部”,未能充分反映国际和地区格局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因而可供改善的余地很大。

(二)对威胁的判断:谁是“现状的破坏者”?

在美方看来,中国是“正在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修正主义国家”。亚太安全中的一系列长期性、持续性的挑战,包括南海和东海的海洋权益争端、朝鲜核问题、网络攻击行为所具有的破坏性和毁灭性力量等,都与中国存在联系,可归因于中国“改变现状”的行为。例如,中国的军力发展是对美国军力自由进入西太平洋的威胁;经济发展依赖于不公平的竞争规则,包括在国内“回避民主”、对国外“网络窃密”;在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中采取以大欺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强制性手段;对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自由权利的限制危及美国的航行自由;“一带一路”、亚投行、亚信会议等中国倡导和积极参与的地区经济和安全安排是对美国所主导的地区秩序的挑战。总之,中国“改变现状”的行为伤害到美国及其盟友对于一个开放、安全、和平的亚太秩序的诉求。

日本把中国的“强势崛起”列为仅次于朝鲜军力增强及其挑衅行为的第二大安全威胁,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缺乏透明度的军力增长、不确定的战略意图、以武力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行为及中方所提出的与现行国际法规则相矛盾的主张。对日方而言,中国将如何崛起,是否会彻底改变国内的“专制主义”秩序,能否遵守国际规则等,是影响亚太秩序的重要问题。

中国则认为,“维持现状”还是“破坏现状”更多体现的是以美国话语权为主导的二元对立论,而非对地区秩序变迁的真实反映。事实上,地区国家或多或少地都具有改变现存秩序的意愿和行为。例如,美国利用日本来制衡中国,为日本军力的发展“松绑”,其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立场并不坚定。美国试图绕开世贸组织(WTO)相关规则,打造“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新的资本运作体系,大有另起炉灶之势。美国的一些亚洲盟国作出单方面强制性地改变与中国之间的海洋争端现状的行为 却受到同盟体系的庇护。

(三)秩序构建的路径:合作抑或对抗?

由于美国判定中国已经具备质疑其关于亚太秩序之偏好的能力,认为这是地区战略格局变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因而美国的亚太秩序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指向”的,就目前而言,形成了三种路径主张。第一种是捍卫美国的主导地位,制衡中国,强化它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脆弱感,确保不出现地区霸权。第二种是均势论,即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优势不可持续,美对永久优势的竭力维持反而容易引发军备竞赛和地区分化,主张美国采取更强有力的均势政策,同中国就朝鲜半岛、台湾 海上领土争端、专属经济区军事活动等事关长远的问题达成谅解,建立“均等的力量对比关系”,从而“降低冲突风险和加大合作机会”第三种是主张与中国接触和对其加以包容,认为亚太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保持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是,中美作为亚太大国实现了和解;美国应为中国提供一个令紧张关系逐步缓和的“出口通道”,给予中国更多的空间,实现更大范围的合作。

日本关于秩序构建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解除二战后国际社会对战败国的相关限制,成为“正常国家”,为地区安全合作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分享美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并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巩固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地区秩序,同时考虑采取接触、威慑、劝服等多种方式,规范中国在地区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中国主张,当今世界上存在的各种不公和对抗,缘于《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未能得到有效的履行,包括亚太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应进一步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恪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亚太秩序建设上,中方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秩序标准,立足于亚太多样性的现实情况,倡导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和法治原则,珍惜亚洲国家在区域合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中方还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经济合作原则以及“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并推动建立以这些新理念为基础的地区经济和安全合作机制。

五、突出的挑战

前述表明,中美日围绕亚太秩序的认知存在严重的分歧,且在实践中表现为激烈的竞争。三方合作构建亚太秩序并不现实,需要妥善处理下列突出的挑战。

(一)管控大国分歧

当前,中美经济关系正因两国各自的经济转型而受到影响,加之双方在亚太的摩擦被解读为地缘政治角逐,彼此的战略互疑加深。两国都有一部分人的战略焦虑在增强,认为按照目前的态势,长此以往,中美对抗甚至冲突将难以避免。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传统局面也出现被“政冷经冷”所取代的迹象,政治因素对双边经济关系的负面影响增大。在战略互信总体缺乏的情形下,实现大国良性互动,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仅靠大国自身所谓的道德约束显然不够,应建立分歧管控机制,慎重、妥善地处理敏感问题,重点是将政治、经济及军事等方面的分歧和斗争限定于可控轨道,防止其外溢到其他领域,避免分歧和斗争产生负面的联动效应。

(二)共建合作架构

中国在地区事务上有意愿也有能力发挥前所未有的更大作用,但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且由于现行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受主导性大国的政治和法律哲学的影响,一些规则还带有强权政治的印迹,中国对现行的国际制度仍抱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对如何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保持持久、健康的关系,美日也同样缺乏经验。美国将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区域合作的主张和方案视为“时移世易”的标志,本能地予以抗拒,质疑中国对维护地区秩序的承诺,并通过拉拢更多国家参与东亚合作进程,平衡或淡化中国的影响力。实际上,TPP、RCEP、FTAAP等进程的背后,都有借助进程从不同方面营造或者强化自身在重塑国际经贸规则、主导区域经济合作中作用的动机。如何协调推进现有的多边机制和倡议,如何在秩序构建上提出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且具有可行性的方案,是中美日三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化解海洋争端

中国与日本等周边国家的海洋领土争端既是海洋权益之争,也是秩序之争,凸显了各方在历史主权主张、国际法理依据、地缘政治优势 实力对比变化、国际话语权较量等方面的多重碰撞。领土争端久拖不决,会削弱相关国家参与地区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以海上威胁为借口介入地区事务,并基于确保航行自由、维护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以及获取中国近海军事能力的准确情报等考虑,不接受12海里以外的任何约束,甚至把航行自由向12海里以内扩张。对中方来说,美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海上活动的现有水平是不可接受的。海洋问题成为中美日之间突出的矛盾点,各方需着眼于海上共同利益,找到化解争端的办法。

(四)培育理性认知秩序

就其内涵而言,不仅体现力量的分布,还包含观念的融合及规则的适用。理性认知对于秩序观的沟通十分重要。就中美关系而言,要减少情绪化因素对它造成的干扰。例如,美国两党攻讦往往把中国置于“替罪羊”的境地,美国媒体有时甚至蒙上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使中美关系承载了太多的舆论压力。从中方看,要克制对中国与美日之间关系抱有过高预期,也要避免将对方的任何外交行动都解读为旨在削弱中国的必然举措,防止跌入“大起大落”的情绪冲突中,增加各组关系的震荡感。

结语

总的看来,中国所置身其中的亚太秩序重构和转换期,恰恰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关键阶段。这要求中国外交统筹好两个大局,在提出新的秩序主张和倡议时,需顾及自身言行的辐射效果,缓解外界可能感受到的冲击力。对于美国而言,它面临着在盟国和中国之间寻求平衡的困境 在对盟友做出承诺时应尽量避免刺激中国。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除在中美双边结构中寻找自身的合适定位之外,还应当找到可以独立表达的身份,在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的同时,发展与中国的稳定关系,确保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形势的稳定。由前述可见,中国在亚太安全利益结构中仍处境不利,争取第三方支持的空间和效果有限,并成为一些该地区国家的制衡对象。例如,日本在发展自主军力、强化美日同盟、经营地区外交等各项政策选择上,均有联手美国,打造对冲中国崛起的安全秩序的诉求。在这种格局中,增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定力,用低成本的外交手段管控两国分歧,既符合国际道德要求,也有利于地区秩序的和平与稳定。对一些中间国家和小国而言,它还意味着不需要在两个大国之间划线、选边、排队,这也是中国用自身发展惠及地区和世界的切实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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