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突出表现为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此轮资本主义危机虽然发端于金融领域，但突出表现在债务问题上，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债务负担率（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都呈大幅上升之势：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超过了60%的国际警戒线，不少国家甚至超过了80%甚至90%的高压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债务危机早已有之，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陷入整体性、系统性的债务危机，却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现。

造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金本位制脱钩后，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脱节。美元扮演的国际货币角色，使其在国际贸易中维持长期逆差 这就进一步使生产与消费发生分离。跨国公司的贸易迅速扩大，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诸多产业向外转移，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政府的税收。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领域普遍实行高福利政策，而多党政治体系中政党政策的短期性以及政党的胜选需要，又从体制上助长了福利扩张和财政透支。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缺乏节制是资本主义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而现实生活中市场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不确定是常态。在缺乏法律和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市场主体特别是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会故意隐瞒相关信息，或者采取投机、欺诈行为，从而对另一方的利益造成损害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累积起来，就会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甚至产生信用危机和经济危机。有人将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状况形容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这与我国古代“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 用之者舒”的节制财政思想截然相反。这种状况自然无法持久，不可避免地导致债务危机。

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深层次问题

债务危机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国家公共开支的剧增同经济复苏乏力、税收减少的矛盾，反而导致政府债务的进一步攀升 只要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低于债务膨胀速度，国家支出与国家税收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必然导致债务问题越积越重。长远来看，降低政府债务水平应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但这必然降低民众生活与福利水平，进而加剧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冲突不断。为了缓解债务危机，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增税来平衡财政收支，但又遇到大财团的巨大阻力。如此一来，这些国家就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债务问题使人们开始怀疑通过国家调节来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传统方案。实际上，债务问题大大削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新自由主义“去国家化”“最小政府”经济思潮盛行的必然结果。这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不单单是市场失灵，还有严重的政府失灵。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所表现出的焦虑、慌乱和失序，反映了这些国家因财政状况恶化而造成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同时也成为危及当今世界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这一轮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褪色。二战后，西方几代理论家苦心包装的所谓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价值观，既在其国内遭到质疑和反思，又在国际上遇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和阻击。曾经被宣扬为一些西方大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和制度资源逐渐流失。危机之下，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选举政治、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对外政治中的表现，让人很难将其与人类理想的政治文明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轮危机对全世界来说 还是一场生动的政治制度教育。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相互掣肘、漫天许诺、彼此否决、分裂对立等现象，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反思这种制度体系的合理性。

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的新契机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促使人们深入思考资本主义体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为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打开了新空间、提供了新契机。

资本主义在其扩张过程中，构造了一个包括中心和外围的体系，使其可以将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几乎不受限制地转嫁到外围和边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产生严重的消极外溢效果。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在国内和国际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固有的成本社会化和利润私人占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并不具有在内部消化危机和压力的能力，它只有不断通过成本的外部转嫁才能维持运行。这与世界需要的平等、互助、包容、共享的价值理念是背离的。近年来，那些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政治、经济能力以抵御外部干涉和危机转嫁。这表明，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如果纵容一些国家将内部成本转嫁给别国承担 或者对此类现象束手无策，这样的体系就不可能公正，也很难持久。正因如此，国际金融危机后应运而生的二十国集团，取代过去的七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系统性债务问题，使得其承担世界经济政治治理责任的信用和能力受到质疑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本身，正在成为许多全球性合作方案的抵制力量。构建国内制度体系和世界治理体系相互适应、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抵触、相互冲突的国际秩序，成为人类在探索更好社会制度道路上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20%—30%的高水平。中国制度体系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上的积极作为，为世界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始终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放在世界格局下来考虑，通过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同时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以更好地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一种促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的制度方案，它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能以内部制度创新的方式消化压力 而不是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对外扩张、搞殖民地的方式实现国家富强。中国很重视将合理的国际方案通过国内发展规划予以认真落实，这种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保持协调的方式，是中国制度体系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在对外关系上的逻辑迥然有别，为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拓展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