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苏浙沪七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分析

引言

学术界通常把1980年代之后出生，在城市从事非农就业的农业户籍务工者称为“新生代农民工”[1]。他们逐渐取代其父辈，构成农民工的主体。《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

有研究指出，“寻求发展”是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流动最重要的动机[2]。但是现有的各种制度安排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遭遇了发展困境。本文立足于2011-2012年“长三角地区劳工工作与生活调查”数据库，从工作、生产与生活、生命历程和身份认同等四个方面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发展困境。

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在于：1、所有判断都得到大规模数据分析支持，而不是基于经验感觉。2，把新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城市工人作对比研究。3，从多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生活现状，而不局限于城市融入、身份认同、劳动抗争、权益维护、生产过程等任何单一分析视角。

调查概况

2011年下半年到2012年初，课题组采取多阶段、多层次、按比例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江浙沪3个省份选取了7个城市的282家企业，共6000个劳工进行调查，最终完成有效样本5049份，问卷有效率为84.15%。其中特大型城市上海738份，大型城市南京719份、杭州718份，中等城市南通714份、常州723份、宁波716份、温州721份；新生代农民工2252份，新生代城市工人995份，老一代农民工1062份，老一代城市工人740份；本地农民工486份，外地农民工1766份。

调查采取面对面结构式访谈，由调查员根据问卷问题向调查对象询问并填答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工作情况、居住和生活状况、社会心理状况等四个主要部分。此外，本次调查还收集了282份企业层面的数据。

本文分析所使用数据主要来自这次社会调查。调查样本基本特征见表1。

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困境

1、职业发展的“内卷化”

黄宗智认为传统中国农业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内卷化”状态，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导致土地生产总量增长但边际效益递减。[3]。受此概念启发，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内卷化”倾向，即职业上处于无渐进式积累也无渐进式增长的状态。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层次较低、职业流动性强、职业地位难以提升

调查显示，71.14%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一线生产工作，14.21%从事二线辅助工作，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分别是10.30%和4.35%。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比例仅上升3个百分点。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新生代城市工人占比为16.48%和7.14%，高出新生代农民工10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性强，包括被调查时候的工作，18.81%拥有过三份以上的工作，且分布集中在3-5份，高于新生代城市工人5个百分点。两个群体在工作变动次数上的差异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但是这种流动并没有带来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的提升，我们仔细询问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份非农工作、前一份非农工作和当前工作，发现只有9.7%的新生代农民工从生产操作岗位流动到专业技术或管理岗位。这验证了符平的发现，即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不断试图通过变化职业来实现向上流动，结果却是横向的职业变化，而很少有纵向的地位提升，甚至会出现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的状况[4]。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技术含量低、收入相对较少、职业发展预期不乐观、保障性差

44.37%的新生代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28.56%超过10小时，72.15%不能够享受双休假日，65.26%只能每周休息一天。与之相比，27.44%的新生代城市工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15.08%超过10小时，37.54%可以享受双休假日。43.61%的新生代农民工不用加班或偶尔加班，18.25%需要天天加班，18.12%每周都需要加班，而51.36%的新生代城市工人不需要加班或偶尔加班，只有7.94%需要天天加班。新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城市工人在工作时间上的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0.000。有过加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中，17.31%没有加班费，只有补贴、补休或提供工作餐，46.49%的加班工资和正常上班工资差不多，只有三成多享受比正常上班工资高的加班工资。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从事流水线操作工作决定了其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高。接近40%的新生代农民工明确表示，自己当前工作不需要专门的训练或培训，即使表示所做工作需要培训的那部分新生代农民工，45.47%也认为培训时间仅需要不到一周的时间。并且，接受培训的方式和途径主要通过自己边学边干和跟师傅学两种方式，而缺少公司或单位内部的正式培训（28.82%）。相应地，新生代城市工人所从事工作需要专门培训的比例接近80%，且60.79%接受过单位正式的劳动培训或在职教育。

工资收入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性收入为2835.15元，新生代城市工人为2989.37元，两者相差150元。此外，加班工资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性收入的重要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工资计算方式主要采用计件、计时和底薪加提成等方式，在我们的调查中，计件占10.24%，计时占11.36%，底薪加提成占6.72%，按天计算占4.80%，有时计时有时计件占5.92%。而新生代城市工人工资计算方式主要是月薪制和底薪加提成两种方式。布洛维指出，计件制工资计算方式（笔者注：提成与其异曲同工）导致工人加入一种“赶工游戏”，将劳资双方冲突转化为工人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的竞争。制度化的“赶工游戏”使得工人认同现行工厂管理体制，加入到“剥削”自己的行列中来[5]。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当学界和一些劳工非政府组织呼吁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时间，而新生代农民工却希望加班。

当被问及未来几年在工作单位的晋升机会时，53.58%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不太可能得到提拔或升迁，15.73%则表示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得到提拔或升迁。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当前职业发展前景预期并不乐观。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工厂职业流动中的体验。毕竟，被访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2.80%曾经被提拔担任小组长、科长、工段长和工会委员等岗位。

最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障性差，职业满意度低。

51.47%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病假工资，新生代城市工人为38.89%；61.37%没有除国定假日之外的带薪休假，新生代城市工人为43.82%；72.71%没有产假工资，新生代城市工人为59.49%；43.52%没有失业保险，新生代城市工人为30.85%；72.94%没有生育保险，新生代城市工人为57.73%。新生代农民工享受最多的社会保险是医疗、养老和工伤，分别占比81.92%，86.08%，85.28%。原因是本次调查地点大都率先放开外来人口参加本地社会保险的限制，比如上海专门设立外来人口综合社会保险。另外，只有16.80%的新生代农民工确定自己失业之后可以在本地获得失业补助，8.16%确定失业之后会得到流入地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机会，而新生代城市工人的比例分别为35.68%和24.62%。

从主观上看，只有29.89%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当前职业比较满意，低于新生代城市工人（48.9%）。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困境的主要成因是：

宏观方面。首先与中国在全球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有关。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职业选择空间。世界工厂”的最大特点是标准化、批量化，需要规模庞大的从事重复生产劳动的廉价劳动力，即流水线。并且相当一部分工厂从事国外产品“代工”环节，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其次与户籍分割有关。一方面，城市户籍人口享有优先的就业权利；另外一方面，城市政府设计的为保障城市居民应对就业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把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在外。

微观方面。首先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资源禀赋有关。整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之新生代城市工人低，且工作经验不足。其次与新生代农民工求职渠道有关。数据显示，只有30.91%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职业介绍所、劳务市场、劳务中介、网上招聘和企业的集中招聘会等方式获得工作，剩余大部分仍然通过传统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求职，造成低水平就业岗位大面积复制。

2、生产与生活的双重异化

马克思在《1848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提出“劳动的异化”概念，用来概括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和劳动的关系。他指出，劳动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本质上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劳动却发生了异化。“劳动异化”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对今天正在生成的新生代农民工阶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不过，与马克思重点关注生产过程不同，我们同时关注了陷入异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产与生活。

在生产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丧失了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创造的自由，不断重复着流水线的超强工作，生产出不属于自己的产品，每天为了完成各种指标而拼命地加班工作，作为主体的人却日益沦为生产的工具，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却被工厂的高墙和现代社会的高消费门槛阻挡在城市的繁华门之外。

数据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产过程中缺少自主性。63.37%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工作内容的安排完全没有决定权，55.51%对自己工作进度安排完全没有决定权，56.57%对自己工作量和工作强度完全没有决定权。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企业生产和管理的比例较低，75.18%没有向所在企业提出改进生产、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合理化建议；在确定自己所在企业成立工会的新生代农民工被访中，只有19.20%主动参加工会。除了缺少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之外，或许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的真实态度具有部分解释力。62.08%的新生代农民工赞同“工作就是为了赚钱”，43.68%认可“工作是一种负担，有可能的话，最好不要工作”，只有39.04%赞同“工作是一种生活，我从中享受乐趣”，35.04%赞同“工作是获得社会认可的方式”。由此，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把工作看作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工作和劳动本身只是生存手段。

此外，企业内部以效率为原则建立起来的科层等级制度造成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近乎隔绝状态，他们主要是工作中的支配、控制关系。92.49%的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机会与单位老板沟通，61.36%没有与中层管理人员有过交流，只有24.25%才有可能经常与工头、领班或工段长有过聊天经历。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圈子主要是工友们。

如果说新生代农民工在生产过程中主要受到工业资本的宰制，那么其在日程生活中则更多受到消费主义和商业资本的役使。不过，消费主义并非外在于新生代农民工，而是在他们的参与下建构出来。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原本就是被优越的城市文明吸引而来，他们把城市居民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而消费在他们看来恰恰是“变得和城里人一样”的重要手段。由于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不可得性，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需要通过“炫耀性消费”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并显得“高人一等”。所以他们在服装、手机等外显性领域消费，倾向于买名牌和新款，即便超出消费能力，也多半会选择买仿品或者山寨机；而在食品、日用品等其他商品的消费中，则显得较为务实和节俭。

调查显示，48.19%的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所得全部由自己支配，25.43%会把少部分交给家里；每个月平均消费1729元，平均存款1624元；2.58%的新生代农民工经常向同事、家人或朋友借钱，45.78%偶尔借；25.44%已经习惯信用卡消费，而老一代农民工比例仅有8.32%。拥有智能手机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86.43%，老一代农民工为36.07%。新生代农民工购置手机的平均价格在1626.23元，高于老一代农民工900元；52.99%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大商场或专卖店购买衣服，而61.82%的老一代农民工通过路边小摊和廉价超市购买衣服。新生代农民工在住房消费，电话、上网等通讯费，文化娱乐消遣，购买衣服等方面的消费金额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

此外，闲暇时间和休闲活动日益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中重要的角色，它可以让人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体验到身心的愉悦和自我完善的感觉，拥有闲暇时间和休闲活动意味着个人能够从日常生活的压力和束缚中解脱出来，去追求自己所渴望实现的目标，从而有助于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以及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活动项目很少，集中在上网、玩手机、睡觉和看电视。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时间安排私人性较强，对城市公共生活的参与不足，从而限制了他们的交往半径，作为人的本质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受到压制。

3、生命历程中的“钟摆效应”

生命历程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系列。它关注的是具体内容、时间（timing）的选择，以及构成个人发展路径的阶段或事件的先后顺序。生命历程理论来自芝家哥学派对移民的研究，自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后，以美国教授埃尔德教授为代表的生命历程研究在国外社会学界有了很大的发展。

流动经历和城市生活体验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具有特殊性，最大的特点是跨越城乡两种文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围绕着“城市”和“乡村”两端呈现出明显的“钟摆效应”。从他们进城的那一刻起，“钟摆效应”就发生了。他们大多数时间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在节假日返回故乡。遇到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比如结婚生子，他们在城乡之间的摆动频率就会加快。调查表明，50.36%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老家有田地/林地/山地，新生代农民工被访一年回家平均1.97次，31.20%每周与老家联系一次，47.67%每月与老家联系一次。此外，接近三成的新生代农民工被访已经生育子女。当前教育制度安排下，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女性母亲，为了子女教育很可能选择返乡陪读。在老家仍然拥有田/地/山林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虽然只有0.63%以种地为主、偶尔打零工，10.85%农忙时种地，但48.99%明确表示不愿意放弃土地。当被问及居住意愿时，21.22%的新生代农民工会选择回老家农村定居，15.61%会选择到老家镇上定居，27.45%会选择到老家县城或地级市定居，7.65%会选择老家省会城市，7.04%会选择其他大城市。而接近70%的老一代农民工则会选择回到老家农村和镇上。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较强，但同时又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先赋资源——土地。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会在相当长时间段摆动于城乡之间。

宏观的社会经济变动也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当中国经济处于快速扩张，劳工岗位充足时且打工经济成为一种潮流时，他们很快就能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而当整个宏观经济不景气，社会赋予他们就业机会相对较少时，他们又不得不在留城和返乡之间苦苦挣扎，最后不得不把钟摆偏向农村。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就业机会增多时，他们又把钟摆重新偏向城市。2008年金融危机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回流就是最好的例子。恰如潘毅所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无法完全在城市完成，必须借助传统的家庭资源和乡村资源[6]。即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被拆分在城乡之间。总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他们很可能会经历“打工—失业——返乡—再打工—再失业……”的钟摆轨迹。

4、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困境

认同（Identity）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当它指涉社会行动者时，认同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而这些文化特质是在诸意义的来源中占有优先位置的。[7] 借助认同，社会个体能够通过比较对自己进行归类，从而确立自己的“身份”，划定自己的“归属”，更好地明确“我是谁”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模糊、不确定和焦虑的特征。从地域和户籍上讲，他们是“农民”，但从职业上讲，他们从事的是却是产业工人的工作。从日常生活呈现来讲，他们的穿着打扮和城市居民没有不同，甚至作为身份中介的消费方式也逐渐向城里人趋近，他们几乎人人都拥有手机等现代科技产品，但城市异化的生活体验让他们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城市的浮萍。正如歌曲《春天里》所唱：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他们怀揣发展的梦想来到城市，渴望通过自己的奋斗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却实实在在体验者城市“二等公民”的生活。

有学者把他们称为“漂泊的一代”：既无法在城市立足，过上体面生活，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在此意义上说，他们同时扮演了“双重他者”的角色——城市的过客与农村的弃儿。王春光认为，新生代流动人口对原来农村社会的“乡土认同”在减弱，加之在城市社会遇到的制度性社会排斥，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会趋向“内卷化”建构，从而形成“底层”的社会认同。[1]这种“底层”认同一旦形成，容易产生一种与主流社会相悖的“亚文化”，带来阶层间的摩擦，引发一些报复性的越轨性行为发生。

调查显示，18.07%的新生代农民工被访认同自己是“农民工”，7.64%认同自己是“农民”，72.56%认同自己是“打工的”，25.98%认同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当被追问“如果只能选择一种身份，您会选择哪一种”时，59.77%的被访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打工的”，7.77%认同自己是“农民工”，3.82%认同自己是“农民”，17.58%认同自己是“工人阶级”。

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意识正在形成，或许阶级认同正在成为新的身份认同选择。66.56%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劳工阶级，24.82%认为自己属于底层阶级。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比例非常低，只有7.86%。

总体上，他们处于双重边缘人位置，对自己身份的总体性认知和评价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的矛盾性。长期的认同困惑必然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这种身份焦虑源于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困惑、不安和惶恐，也源于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性焦虑，一种源于不安全感的漂泊与孤独感。

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实现发展关乎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甚至关乎社会稳定。结合上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的发展困境，以及问卷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生活满意度和基本社会需求的调查，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供参考：

1.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完整的就业权利

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立足城市的第一步，收入的主要来源，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和收入的满意度较低，只有29.89%和25.98%。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困境，首先就要赋予他们完整的就业权利。具体内容如下：

建立充分市场化的、良性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取消对本地城市居民就业的优先照顾，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可以享有与新生代城市工人同等的就业机会，而非进入次级劳动市场。

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关于工作时间、工作强度、同工同酬、加班、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缴纳等方面的规定，规范劳务派遣制度。

政府通过向企业或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和职业技能培训。

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会或以其他组织化方式参与企业管理，形成与资方商谈的载体，从而维护权益、表达诉求，实现由个体维权向集体维权的转变。

2，逐步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流入地公共服务体系

我们主张循序渐进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流入地公共服务体系，即优先满足他们在城市最基本的服务需求。最好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设立国民基本保障账户并规定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为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服务获得的属地化做好准备。

此处我们特别强调城市保障性住房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优先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

首先，保障性住房应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享受的基本城市公共服务。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和社区环境满意度较低，比例分别为24.97%和28.03%。44.58%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所在单位或老板提供的宿舍、公寓，40.05%自己租房，且大多和同事在城中村或城郊农村群租。59.37%所住房屋没有独立卫生间，62.21%没有独立使用的洗澡设备，62.21%没有可供独立实用的厨房，50.09%没有独立配置电视，60.39%没有独立使用的电脑。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和环境主要和城市住房制度安排有关系。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本外地人都去购买商品房；城市本地居民可以享受政府兜底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动拆迁安置房；为了吸引白领人才（笔者注：城市夹心层/潜在中产阶级，多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城市政府也开始重视建设公共租赁房满足他们的住房需求。唯独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住房制度之外。这种居住隔离安排导致本地城市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社会交往中断，互相“污名化”，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

其次，城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也应该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只有30.11%的新生代农民工对闲暇生活感到满意，且主要集中在上网（59.32%）、玩手机（52.08%）、睡觉（46.47%）和看电视（46.22%）。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主要是个体化的，缺少对城市公共成活的参与。当前，城市基层社区文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比如社区文体活动中心、社区文化艺术团体活动等。相关部门在设计文化休闲活动时，要考虑到本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另外，企业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可以仿照大学开展除了生产之外的集体娱乐活动。工会工作人员和企业社会工作者或可大有作为。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农村，为回流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回流返乡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动的另一个面向。具体原因包括：1，东部地区城市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本纷纷西进开设工厂，创造大量就业岗位。2，结婚生子等生命历程事件。3，老家积累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4，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先赋资源。5，国家对农村发展持续投入所提供的各种发展机会。6，追求主体性更强的生活方式。

当回流返乡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选择，单纯从如何“留在城市”考虑他们的发展就有失片面。我们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会选择回老家乡村或城镇定居。所以，如何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返回农村并留在农村发展”应该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另一个重要角度。核心在于继续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家发展战略。我们反对片面强调城市化作为唯一发展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在地要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就可以享受基本国民待遇；破解小农经济思维，激活土地这种最重要的生产性要素，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把新生代农民工培育成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民企业家；繁荣乡村文化，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为其提供安身立命的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需要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壮大县域经济体。实践证明，中小城镇与农村的有机联系更容易建立。19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辉煌、农民“亦工亦农”和“离土不离乡”的生存状态以及良性的城乡关系即是明证。

总之，通过各种新农村建设举措吸引那些回流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扎根家乡，改变由于乡村精英外流过多带来的家乡“空壳化”局面，使他们能够真正融入到乡村社会之中。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2]王小章.从“生存”到“承认”：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9（1）：121-138.

[3]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中华书局，1992：11.

[4]符平、唐有财.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9（12）：41-47.

[5]布洛维 .制造同意[M].商务印书馆，2008：63-76.

[6]潘毅等.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J].开放时代，2009（6）：5-9.

[7]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