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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对于核大国相互之间来说,核武器不是拿来用的,是拿来看的,有了它就有了谈判筹码。但是这个谈判筹码的关键就在于,它只能被威胁着会用出去,但不应该被真的用出去。一旦真的用出去,筹码反倒就没有价值了。威胁着要把核武器用出去,只要能确保大规模报复的有效性,并且让对方明确认知到这一点,威慑有效性就达成了,剩下的就是外交谈判的事情。

比尔·盖茨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新冠肺炎——第一个现代大流行病——将重新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经历过这个“1号现代大流行病”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它。人们在当下正在经历的痛苦,和那些在今后几年里仍将持续感受到的痛苦,怎么描述都不为过。这次大流行病给低收入者和贫困人群造成的沉重代价,同样,经济停摆对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工薪阶层造成的影响也是最严重的。决策者需要确保随着国家的重新开放,经济复苏不会加剧不平等现象的恶化。 同时,世界各国正在齐心协力打好这场战役,这让我们深为感佩。

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s

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

一些人认为疫情会终结全球化,另一些人则希望疫情会开启全球合作的新纪元。此外,还有人预计疫情将会加剧民族主义,破坏自由贸易,并导致许多国家发生政权更迭——或者导致以上所有后果的发生。但大流行病过后的世界不太可能完全不同于此前的世界。与其说新冠肺炎会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不如说它会加速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大流行病及其应对体现并强化了当今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据此而言,这次危机比起成为一个转折点,更有望成为世界过去几十年所遵循的发展道路上的一站。

基辛格

美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

各国领导人都在全国范围内处理这场危机,但病毒的社会溶解效应不识国界。虽然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有望是暂时的,但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没有一个国家,甚至美国,能够通过纯粹的国家努力战胜病毒。解决当前的必要问题最终必须将全球合作的愿景和具体计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每个国家都将面临最坏的结果。

托马斯·弗里德曼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世界是平的》的作者

翻译:田好奇

新冠肺炎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的历史分期的起点, 即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国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紧密的”,另一类是“松散的”,分类的依据在于这些国家是更重视规则,还是更重视自由。很明显,在那些周知的紧密型社会,如新加坡……展示出对2019新冠肺炎的最有效回应。所以,在新冠病毒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亦可能发生变化。

比尔·盖茨

慈善家,微软公司创始人,曾任微软董事长、CEO和首席软件设计师

病毒提醒我们,我们的命运都是联在一起的,影响一个人的事情同时也会影响另一个人。病毒也提醒我们,我们建立的虚假国境线毫无价值,因为病毒并不需要护照。病毒还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暂时受到压迫,世界上还有人一生都受到压迫。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的疫情是一场灾难,但我觉得这是一次“伟大的纠错”。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好的道德推论应该是从三维角度来权衡意图、结果及手段,一项外交政策的评判也应当据此考虑。此外,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必须看它所产生的结果,还要维持一种鼓励道德利益的制度秩序。重要的是也要看“不作为”在道德上的后果。认为道德观念在今年接下来的外交政策辩论中不会发挥任何作用,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当承认,我们一直是在用道德推论来评判外交政策,我们应当学着做得更好。

约瑟夫·奈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软实力之父

美国总统唐纳德 · 特朗普,对相关国家的贸易和技术政策,可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但他的策略破坏了美国所依赖的伙伴联盟和国际制度。长期的制度成本可能会远远超过短期的投机收益。而国际合作伙伴顺应美国的意愿,不仅受到美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影响,还受到其文化、价值观和合法性政策等软实力吸引因素的影响。目前,只有美国人重新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的外交政策才能再次获得成功。

约瑟夫·奈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里,互联网已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互动的重要基础,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然而,伴随着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脆弱性和冲突也随之而来。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发起的攻击有所增加,威胁到网络空间的稳定。从俄罗斯20年前在联合国提议签订有约束力的条约起,多年来,已有无数人呼吁制定法律和规范,以管理信息科技所造成的新国际不安全状况。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提出了八项规范,将重点放在对网络稳定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上。在不断演变的政治讨论中,这些规范可以被视为共同的参考点。

约瑟夫·奈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良好的外交道德应该兼顾立体、平衡、意图、结果和手段。 在任何时候,外交政策应该得到相应的道德评判。此外,外交政策必须考虑道德后果,例如,维持并鼓励道德利益下的体制与秩序,以及一些具有新闻价值的行动,例如,帮助其他国家行为体的行为群体。重要的是要考虑,谋定的道德后动,比如哈里• s •杜鲁门总统甘愿接受朝鲜战争期间的僵持局面和美国国内的惩罚,而不是采纳麦克阿瑟使用核武器的建议。

余凯思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教授兼副校长,2009年费正清东亚历史研究奖获得者

我们应参考习俗制度的演变与发展来考察中国的现代性,以解释中国社会过去做出的选择、以及今天面对的选择。这将揭示中国社会如何利用历史性符号和制度性资源来实现一系列当代目的,包括制度实践与目标设定。中国人至今习惯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话语体系中进行思考,并以长远眼光构筑世界。根据自身历史经验,他们树立了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尼古拉斯·格沃斯德夫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经济地理学和国家安全主任

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北部撤军后,共和党议员最初的反应是批评这一决定。但是后来,当共和党选民基础的反应表明“对库尔德人的背叛”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共鸣时,讨论转向了评估什么样的行动路线对美国国家利益最有利。10月16日,国会众议院以354票对60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谴责特朗普从叙利亚北部撤出美军的决议案。但也有60名共和党众议员投了反对票。这表明,居主导地位的叙事——美国领导人投降了——占了上风,但特朗普提出的反叙述——我们为什么要向叙利亚派兵——也具有吸引力。

郝志坚

密苏里州立大学杰出教授

现在似乎是特朗普——一位常常被说成是“交易型总统”的领导人——抛弃台湾的好机会。这意味着台北的领导层有必要做好准备(该当局好像总是无法预见到可预测的外交政策问题)。至少,它需要开始工作,制定战略,以帮助这个小型的民主政体抵消美台关系巨变产生的后果,而其中最重要的,应是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对待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张敬伟

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经过中美贸易战叠加科技战的博弈,中美两国已成世界公认的“唯二”强国。在美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象征的同时,也将中国拱为全球化的维护者和多边主义的引领者。因而,本次美国“前三把手”缺席东亚系列峰会和RCEP的谈判成果,凸显中美两国在亚细安和东亚地区的此涨彼伏。

詹姆斯·布拉德福德·德隆

经济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一战前,人口迁移而非贸易是影响不平等和跨阶级流动的主要因素。1924年之前纽约欢迎所有来自欧洲和中东的移民,而当时的伦敦及英国自治领仅对来自北欧的新教徒敞开大门。如果十九世纪的英国能够接纳不同种族的人口,将他们转变为不列颠人、澳大利亚人或者加拿大人,这或许可以让英国在20世纪自始至终保持强大。

贝一明

韩国庆熙大学国际学院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

翻译:许辉

特朗普的种种冲动决定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美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尤其令中美关系前景堪忧。应当将贸易行为与安全问题区别对待,而且贸易政策并不是白宫中少数人的玩物。美国与中国需要针对气候变化、技术飞速换代、愈演愈烈的财富集中等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广泛对话,以民众交流和学术会议为主导,开拓议题范围,让两国远离战争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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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在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拟联名提案,中国已有的期货交易所存在一些不足,包括国际化程度不高,目前只有原油、铁矿石等4个品种允许境外投资者直接参与,缺乏国际定价影响力等。中国需要建立一家新型期货交易所,这有利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期货交易规则,推出符合国际投资者需求和投资习惯的多样化期货交易产品。可联合香港、澳门在深圳建立一家综合性、开放型和创新型的期货交易所,采用公司制,港澳参股,与国内现有期货交易所错位发展。
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锦州银行等多家银行风险事件显示,金融风险爆发离我们不远。金融风险爆发的一种极端后果是金融机构破产。过去在“刚性兑付”理念下,中央、地方、金融机构等都拿出不少资金来填补违约窟窿。但从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以行政方式为主来处理金融风险的案例看,安邦咨询判断,每个省只能够承受一起股份制银行或城商行的重大风险事件。为此,国内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已迫在眉睫。
全国政协委员丁金宏曾承担、参与了几个区域的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他发现人口数据存在的“不充分、不切时”问题,已经使研究实践面临“基础单薄、应对尴尬”的状况。目前的普查条例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已经严重影响人口普查数据管理应用的时效和深度。丁金宏建议,将人口普查年份提前一年,这样可以与各次的五年规划研究工作完好结合,充分发挥人口普查对政府工作的数据支持功能。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中国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放松以支持财政扩张和企业融资,包括央行增加流动性投放、年内再降准50个基点、下调政策利率10-20个基点,以及放松贷款相关的监管要求。整体信贷增速有望从2019年的10.9%反弹至12.5%以上。瑞银预计,中央层面全局性的房地产政策目前仍不会明显放松。
上海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与国际顶尖着名智库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主要问题有:第一,前沿议题设置能力不足,研究缺乏预见性和引领性。第二,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成果产出效率效能不高。第三,组织形式较为类同单一,智库专业化特色不明显。另外,传播缺乏有效手段,影响力和话语权难以提高。
全国政协常委、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全国政协中共界别小组讨论时建议,企业所得税应降到20%,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可从45%降到33%。此外,他还建议,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力度,争取今年达到1万亿元,有利于推动民间投资。此外,今后也不要设定GDP增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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