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世界。自2001年美国九一一事件，以美国为首的反恐战争打了十几年，恐怖主义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愈演愈烈。恐怖主义的产生固然与伊斯兰教中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有关，但它在近年中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疯狂生长和蔓延，则与西方人天真的理想主义，和与之相关的错误选择不无关系。

如果说，当年美国攻入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是为了报九一一事件的一箭之仇，尚情有可原，而后来的美国出兵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英法联军推翻利比亚卡达菲政权，和欧美国家至今仍试图推翻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就完全是一种因天真的理想主义而产生的战略错误。

曾几何时，人们为中东地区的一个个专制政权被推翻，为阿拉伯之春而欢呼，却未曾想到，这实际上是打开了一个潘朵拉魔盒，放出了无数的恐怖主义妖魔。

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代表的政教合一的宗教体系、世俗的专制主义和当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代表了人类文明进化的三个阶段。

如果说，相对于当代西方的民主制度，萨达姆、卡达菲和阿萨德所代表的世俗专制主义，是反民主的、反人权的，那么那种更古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宗教势力，则是更为邪恶的力量。在中东，原本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专制主义的争斗中，后者占了上风。这种世俗专制政权的存在，虽然按西方的标准，是可恶的，但是，它至少保证了其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的安居，并且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宗教势力有所压制，控制了其肆虐横行。

西方人按他们的理想，强力推翻这些世俗专制政权，甚至为推翻它们，而不惜支持、训练和资助作为其反对派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基地组织（卡伊达）和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的前身。结果，世俗专制政权倒台了，原先被这些世俗专制政权压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便乘机而起。这些极端宗教势力并没有因西方人打倒了他们的敌人而感恩戴德，反而比世俗专制政权更憎恨西方国家。西方人等于是弄巧成拙，自食其果：他们打倒了一个专制恶人，却放出了一个原先被其压制的更邪恶的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妖孽。

当那些中东国家尚处于世俗专制政权的统治下时，西方国家至少可以通过经济制裁和军事优势，影响和震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并通过他们，间接压制这些国家中的极端宗教势力的活动和恐怖主义。一旦这些专制者被推翻，这些国家处于政治真空和无政府状态，西方人也就对这些国家几乎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和控制力。内战爆发，群雄逐鹿，为政权相争，“伊斯兰国”横空出世，攻城略地，凶狠残暴，人民死伤无数，流离失所。这样一种结果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和对西方国家自身利益所带来的损害，显然比原来的专制政权更甚。

民主制度的建立不能揠苗助长

一方面是中东各国的无政府状态，或被扶植的民选政府权威的缺失和被藐视，导致恐怖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是这些国家因西方国家的强力介入而导致的内战、动荡和人道灾难，反过来又成了恐怖主义反西方的更大理由。

近来欧洲各国所面临的不堪重负的难民危机，和此次恐怖份子高呼“为了叙利亚”而发动的巴黎恐怖袭击，就是这种西方人天真的理想主义，和由之而来的战略错误所导致的灾难结果。

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民主实验的失败，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政治文明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不能揠苗助长，不能不顾水土条件，硬性移植。

当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仅仅存在着一个较为接近现代文明发展阶段的前现代文明（如世俗专制体制）时，现代文明的体系较易在其被推翻或被改良后建立起来。西式民主制度在东亚一些国家的建立，就是成功的例子。

但是，当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不仅存在着前现代文明的专制体系，还存在着更古老、甚至更生猛、更具有蛊惑性的意识形态及其势力时，在这三方博弈的较量中，世俗专制主义是现代西方文明的近亲，它应当被当作同盟者，而不是当作首要的敌人。正确的选择无疑应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以暴制暴，以一种较小的恶去控制一种更大的恶，即利用世俗专制主义的力量，去压制和逐渐消灭更为野蛮的、离现代文明更远的、更藐视现代文明底线的政教合一的极端宗教势力。通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熟化文明的土壤，然后才有可能使现代文明体系，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移植成功。

如果反向操作，将同盟者当作首要敌人打倒，其结果不但是民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更古老野蛮的意识形态及其势力乘机复辟，导致文明发展的倒退和更大的不幸与灾难。

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推广现代文明体系所遭遇的挫折，并不意味着世俗专制主义比现代民主体系更好，只能说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当下的文明土壤中，它更适合其水土而已。

文明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有其阶段性。理想不能代替现实，理想的实现也不能超越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