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指出，2014年世界面临的形势与1914年的欧洲十分相似。这也引起了关于历史周期性循环的讨论。人们期待从历史中寻找智慧，吸取历史教训。近期，2014年7/8月号《美国利益》杂志刊登了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的文章。在作者看来，1814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带来了欧洲历史上难得的大国均势和百年和平时期。因此，1814年比1914年对2014年更具启示意义。

比1914年更具参考价值

今年是一战爆发一百周年，许多人有种不祥预感，怀疑我们是否站在类似1914年那种灾难的“火山口”上。这种类比的情绪使多数人忘记思考，一战爆发与当前形势是否有可比性？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有人坚持借鉴百年周期的经验教训，那么1814年比1914年相关性更大。实际上，一战前与当今时代的差异远大于相似之处。1914年的世界是在欧洲秩序中，而非全球秩序。那时的主要国家不可能预见到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会那么快将冲突升级为一场多方参与的灾难性战争，他们也不可能限制自己的代理人。与之相反，如今的大国对于自己的能力和相互依赖程度有更多了解，都主动避免走向直接对抗。更重要的或许是，1914年的各国政客并不寻求建立或孕育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他们也许从未考虑过这种问题。当今世界最需要的是在政治爆发之前重塑和加强大国均衡态势，而非等待危机和冲突的到来。就此而言，1814年比1914年或1919年更具参考价值。

1914年标志着战争开始，而1814年见证了秩序的建立。康德关于世界共和国联邦的自由主义观点是当代全球治理领域超越霸权的最著名思想。在他的《论持久和平》（1795）发表之后仅20年，第一个全球治理的实例开始出现，但这是由保守主义政客而非启蒙哲学家主导的。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欧洲大国的重要官员齐聚维也纳，重绘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地图。他们将欧洲描绘为一个多极和多边规制的世界。出于阻止欧洲出现单一霸权国的考虑，与会各方终结了近30年的战争，并建立了维持欧洲百年和平的大国协商机制。

维也纳体系依赖大国均势政治，因而十分重视培养对话习惯和建立正式机制。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1954）中指出，维也纳体系的魔力在于通过谈判主动适应环境的自创本性（autopoietic nature）。英国学者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外交调查》（1966）中得出类似结论，维也纳体系标志着外交通过谈判和国际法使国际关系文明化的开端。协调机制是不稳定、充满活力与合作式的，在减缓冲突和防止争霸战争方面的确起到一定作用。但对于当前行动迟缓、官僚气氛浓厚的联合国而言，协调机制很难限制地缘政治中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暴力。

1814年的大国协调也比1919年欧洲欧美政客的混乱谈判更具效力。一战后，法英意美领导人在巴黎商谈解除军备、领土交换、战争赔偿、肢解帝国和瓜分殖民地以及创建国联等事宜，整个世界似乎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英国外交官和学者担心失去离岸平衡的优势，但这种命运在劫难逃。地缘政治理论之父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民主理想与现实》（1919）中写道：“此刻人们普遍认为持久和平一定会实现，因为精疲力竭的人们决定不再进行任何战争。但是，国际紧张因素还会再次积聚，尽管开始或许会很缓慢。那些参加1814年维也纳会谈的外交官，谁会预见到普鲁士会成为世界的威胁？”

建立全球机制遥远而艰难

20年后，现实主义先驱卡尔（E. H. Carr）在《二十年危机》（1939）中批判了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思想，指出威尔逊的国联思想是脱离地缘政治现实的技术统治论。可见，麦金德和卡尔都更青睐均势，而不是寄希望于自我克制。卡尔对基辛格在冷战时期的观点具有显著影响，即外交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两极体系的现实中构建一个多极秩序。这也是罗斯福在二战即将结束时思考的问题，他把欧洲协调扩充成由美英苏中 “四大警察”构成的一个全球版本，以此确保世界稳定。然而，冷战时期的真正外交故事从未走进安理会的多边机制，而是留在雅尔塔、维也纳、赫尔辛基和雷克雅未克举行的美苏双边峰会中。

幸运的是，冷战在没有爆发核灾难的情况下结束了，但此时并未出现反映权力和影响快速变动的新全球机制。可以说，19世纪的世界由少数盯着殖民地的大国主导，20世纪由两大集团控制，21世纪的复杂形势远非中美领导人的“阳光庄园”会谈所能塑造。我们现在面临着与梅特涅、卡尔和基辛格相同的困境。中美很少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国都进入到对方的影响范围之内。同时，国际社会还未进化到让渡权力成立中立性全球政府的地步。

当今世界仍在经历1814年的那种帝国式谈判和1919年的皇权崩溃。威尔逊关于普遍自决的理想在前奥斯曼帝国的东部领地再现，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库尔德斯坦面临瓦解。这一切都在提醒人们，我们仍需寻找一个能够容纳大小国家解决嫉妒、恐惧和暴力的全球机制。欧洲一体化似乎正朝着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政府”方向发展，欧盟能否作为全球地缘政治演进的模式？这种想法显然不太现实。类似欧盟的地区化组织快速发展，但日益成为世界秩序的各个拼版，建立全球机制是件遥远而艰难的事。

现在，我们开始领会到一种新的地缘政治逻辑。冷战中的“东方”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太平洋东岸边缘地带各国。“西方”在各地区之间依然维持明显的竞争优势，且把拉美作为另一个支柱，而非西方的后院。这种新世界图景催生了新外交逻辑。当前是一个大国世界，但没有明显的全球等级特征。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全球秩序，但存在各不相同的地区秩序。由于全球经济和供应链的联系，各地区间经济相互依存十分紧密，但军事和政治体系的一体化十分有限。西方推销的民主制受到挑战，以新加坡和瑞典为代表的“良治”已成为新标准。

给世界设计一个合法秩序

19世纪的多极和20世纪的两极都产生了稳定的形势，21世纪是否也能在大国之间塑造良好关系？这是奥巴马谈及与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时所思考的问题。该说法显然受到基辛格新著《论外交》的影响，他对维持均衡给出的模糊建议是“共同演进”（co-evolution）。然而，“共同演进”回避了历史竞争性循环的思维路线，强调一个复杂的全球体系可以归结为“中美共治”，其他地区则被边缘化。或许一个稳定的中美“共同演进”能够存在，但如果不能或中美关系破裂，我们仍需要某种形式的全球治理框架，以适应复杂的后冷战世界。

如今的世界缺少能够治理复杂的全球社会的强有力机制。现在的争论焦点是，我们需要转向一个依赖多元组织网络的全球体系，还是以霸权国主导的全球化？保守现实主义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认为，没有美国的领导，开放的全球体系会崩溃。自由主义理论家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也认为，节制的美国领导可以维持全球自由主义制度的稳定并强化安全形势。有人提议，奥巴马应该像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中国那样对待伊朗，使其摆脱革命式的自我孤立状态。这样不仅可能使伊朗保留秘密的核武器计划，还可能由于解除制裁打开他国与伊朗的友好之门。

在基辛格看来，19世纪的欧洲协调不是和平的必然产物，而是刻意建设合法秩序的产物。和平不能确保自身的延续，而合法秩序可以。正如基辛格所说，如今的大国已经明白“力量或许可以征服世界，但不能使自身具有合法性”。因此，在当今的大国和平时代，需要像1814年那样设计一个合法秩序。历史的教训是，不要等待能够推动所需战略的重大事件发生。相反，我们需要主动制定能够避免此类事件的战略。

作者介绍：

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是世界最著名的地缘政治评论家，他的声音诉说着世界未来格局。Esquire Magazine 《君子》杂志评选的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75人之一，卡纳是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他目前是新美国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并负责该基金会美国战略研究课题下的全球治理倡议。他曾经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并供职于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2007年，他出任美国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特种作战部队的高级地缘政治顾问。他为《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等全球知名报刊撰写过稿件，并曾做客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半岛电视台及世界其他媒体的节目中。他已经游览了近100个国家，并取得了纽约探险家俱乐部的会员资格。

卡纳是国际畅销书《第二世界》的作者：新兴大国是如何重新定义21世纪（2009年），已经被翻译成15种语言的，纽约时报评卡纳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全球竞争者"。时代杂志和CNN主持人形容为《第二世界》通过地缘政治将一个新的世界引人入胜，丰富多彩。《第二世界》，一书中卡纳预示着中国的抵达作为一个超级大国，预见到亚洲和阿拉伯国家资本主义和主权财富基金的政权，描绘今天的繁荣跨新兴市场的贸易格局的增长，预测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人“成熟的革命”，以及基础设施差，及对美国的竞争力的风险警告。

在他最近的一本书，《如何运行世界》 制图诠释下一个文艺复兴（2011年）中，卡纳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可行的路线图，以建立一个更有弹性的世界秩序，结合政府，城市，企业和公民社区成一个动态的外交系统。这种“惊人知会世界巡回”（财富）“脉冲比赛”（“经济学家”）。Nassim Taleb纳西姆塔勒布呼吁此书“富有远见”，谷歌董事长Eric Schmidt 埃里克施密特宣布，“我们需要注意Parag的想法。”

卡纳已被人们誉为“二十一世纪的阿尔文托夫勒式的全球未来学家”他明显有先见之明的地缘政治的变化和危机的预测，他的见解，改变游戏规则的经济和技术的突破，改造世界的力量平衡。作为混合现实研究所的主任，他开发了领先的分析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各地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一个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声音，卡纳已经成了在CNN，BBC，PBS，半岛电视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NPR的特色。他的杂文和评论出现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时代"，“福布斯”，“新闻周刊”，“哈佛商业评论”，“商业周刊”，"外交政策"，和许多其他印刷和在线出版物。

一位著名的冒险家，卡纳已经走过100多个国家,他讲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印地文，和基本的阿拉伯语，赢得作为世界上最知情的社会政治专家之一。他很荣幸在2009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青年领袖，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和皇家地理学会的院士。